张献忠也像朱元璋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英雄洪秀全一样，非常善于装神弄鬼。朱元璋自称会观天象，洪秀全自称能和上帝直接jiāo流，而据记载：
（张）即位之初即妖言惑众，谓亲见天上，见有弓、箭、刀、矛等物。并谓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今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但是，不论如何狡猾，张的智慧毕竟都是些jī鸣狗盗的智慧，是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权谋文化。史称，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终生未能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他的眼光、胸襟与刘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远，缺乏基本的治国策略、用人能力、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明王朝的这个掘墓人，和明王朝的创始者朱元璋在出身、经历、喜好，特别是残bào、野蛮、自私等方面惊人相似。然而在学习、用人、战略眼光上，二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朱元璋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军打仗的间隙，能够不间断地自学，后来不但熟读经史，甚至可以做出相当漂亮的文章。而张献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终，一直到死，也没认住几个大字。
朱元璋起兵之初，就怀抱天下之志，每到一地，必先延揽人才，把一大批有识见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大提升了自己这个团队的知识素质和策略水平。而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却总是感觉不太自在。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却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张的心思为务，后期唯知投张所好，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最终失尽人心。
张献忠在刀枪面前，从来没有眨过眼睛，可却永远弄不明白读书人脑袋里那些深奥的东西。在他们面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这使他对读书人的态度非常矛盾。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此人仪表堂堂，张献忠“一见大悦”，赐赏，又赐宴，欢聚一日。大臣们也在旁边jiāo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将来必然会“辅佐圣明，此国运昌明，万年丕休之象”。张献忠十分高兴，“复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张大受入朝谢恩，报名人报上名来，张献忠听了，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大臣领命，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
他和这些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读书人最怕的。可他们也仅仅是因此而怕他。这些恪守“三纲五常”的读书人对他这样的“叛贼”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们会带头起来造他的反。所以，在大西国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书生。
在四川科举取士，对他来讲，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读书人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在地方上“造乱”。所以，考过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不予任用，只令在八大王身边侍候，写写公文。而且考完之后，不管中与不中，都不许回家。《五马先生纪年》载：
此番较前不同，前番考六等准除名，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家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居不敢轻出一言。
这样一来，许多读书人都烧了书本，脱了儒服，不敢再以书生自居。
《五马先生纪年》作者傅迪吉的父亲一看读书容易惹是生非，遂命迪吉弃书从商。“家大人有鉴于此，恐冒读书之名，贻不测之祸，遂命废业贸易，以免人口实事也。”
第二十七节 治安问题
素质问题，是历朝农民起义军领袖的软肋。
毋庸讳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们大都在无“余粟”、“余力”、“余智”的条件下长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因此，大部分农民领袖都习惯于浅层思维，缺乏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
他们目光短浅，见解狭隘，缺乏想象力，只恃一时之勇，缺乏一个大政治家所必需的知识储备、人格素养和智力基础。他们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千年间千百次农民起义里，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个人最终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99%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豪杰，结局不过四种：
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无闻地死于枪林之中，这是绝大多数起义首领的结局，比如明末起义那百数十名外号各异的首领。
二是虽一时据地称王，掀翻了旧王朝，而战斗成果终于被贵族们夺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绿林首义，豪杰纷起，结果却是把宗室刘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岗寨程咬金们虽一时做了皇帝，最终还是被谙于统治术的前贵族唐王李氏收服。
三是距一统天下只差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于酒色，最终亡国，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
四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动，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比如huáng巢。
张献忠也遇到了huáng巢的问题：缺乏策略。
开朝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
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和过去一样打着“猴子掰包谷”式的“陷不留守”的战斗，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
由于信不过读书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没有到各地去充当吏员，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史书记载：“献忠当时窃据者，川西锦城一区耳。”“献忠拥兵数十万……而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这些，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作“流贼”，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所以，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qiáng大，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朝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个是警察管制，一个是bào力镇压，一个是特务统治。
张献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bào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bào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在他控制的地区严厉实行保甲制度。如在广元，“城中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遗漏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