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海战，荷兰人也是一败涂地。荷方主动进攻，试图在海上一决胜负。荷兰人记载说：“敌方大型帆船约六十艘，各装有两门大pào，驶离舰队前来迎战。我方船只首先开pào，pào声如雷。于是，海战开始了。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号驶在前面，作战颇为顺利。它一驶过去就用大pào击穿了许多bī近的敌船，有一二艘敌船很快地沉下去。”
看上去，荷兰海军如同一百八十年后鸦片战争中的海军一样，将轻易dàng平海面。然而，郑成功的军队却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但是勇敢的敌军并不因此而退却。在战斗狂热中，有五六艘最勇敢的帆船从各个方向向赫克托号围攻。”在混战之中，“赫克托号不幸因船上火药爆炸而沉没，船上的货物和兵士全部同归于尽”。其他军舰慌忙逃走，荷海军首战告负。
第八节 “国姓爷”
郑军的血性，有一半是来自于郑成功本人的血性。
史称郑成功“果敢刚毅，传之自母”。郑成功的这位日本母亲，有胆有识，性情刚烈。在后来郑芝龙望风而降之日，田川氏拒不同行。清军攻入安平，郑家族人纷纷逃走，田川氏“手持剑不肯去”，清军入门之际，这个日本女人“毅然拔剑割肚而死”。
可以想见，这样一位母亲对郑成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个日本女人家教甚严，特别对郑成功道德品质的成长颇为关切。“他接受了母亲田川氏的日本式教育，也接受了父亲郑芝龙离开日本之前给他安排的日本武士花房的武士道教育和‘二刀流’（日本武圣宫本武藏所创）剑术。”
郑芝龙后来投降了明朝政府，成为一名海军高级军官，兼富贵和荣华而有之。他继续半公开地经营他的商业帝国，同时从日本接回了七岁的郑成功。郑芝龙对这个长子非常重视，为他提供了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教育条件。
郑成功的天姿原本非常突出，经过文武两方面系统的教育，这个少年身上的不凡气象吸引了周围人的眼光。许多人预言这个少年人前途远大。
郑芝龙的朋友王观光一见郑成功，就对郑芝龙说：“此子英物，非尔所能及也。”叔叔郑鸿逵也屡屡摸着郑成功的头说：“此吾家千里驹也。”
史载，读书期间的郑成功文武兼备。“制艺之外，则舞剑驰she，楚辞章句，特余事耳。”这个军阀的世子长成了一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huáng宗羲称他“丰采掩映，奕奕曜人”。
二十二岁入南京国子监，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而喜，称他的文章：
“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伟其器，因给别字‘大木’。”
优越的家境、天赋的杰出才华和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培养了郑成功qiáng烈的自信心、优越感和贵族气。在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过程中，他“性喜chūn秋，兼爱孙吴”，偏爱读chūn秋故事，欣赏chūn秋人物那种豪迈坦dàng、敢作敢为、一诺千金、轻生重义的英雄气质，崇拜孙子、吴起这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凭借超人胆智改变帝国前途命运的英雄人物。“少年心事当擎云。”
母亲的刚烈性格遗传和传统儒家教育的理想人格设计，使青年郑成功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期待。虽然文笔潇洒，书法出众，他却从来不以一个书生自期。面对明末以来纷乱的世态，郑成功有一种将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直觉。
南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郑芝龙把二十一岁的郑成功引见给隆武帝。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然，一表人才，对答如流，英气四she，大喜。“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
清军南下，母亲为清军所bī，剖腹自杀，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匆匆赶回安平，料理了母亲后事，用huáng金铸造了一尊田川氏坐像，朝夕礼拜。
同日，“携所着衣巾，焚于南安文庙，仰天欷嘘，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再拜而去。与所善陈辉、洪旭等九十余人，收兵南澳，得数千人”。
从此，郑成功“以只身而奉故朔，海岛群雄，拱手听其约束；五省移徙，避其锋锐。且当败军喘息，又能镇定qiáng战。继而，开辟海外乾坤”。他一生“处无可如何之境，得未曾有之局，以其螳臂之势，纵横大敌，逐红夷于海上，辟地千里，为有明硕果之仅存”。终其一生，郑成功“明知不可而为之”，在令人沮丧的明末历史留下了英雄主义的一章。
第九节 有弹性的刚烈
郑军令人惊恐的战斗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盗遗风，二是郑成功的个人风格。
在严密的专制统治之下，敢于蹈险出海之人，都是一些血液沸点较低的热血男儿。而逃亡海上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又进一步qiáng化了他们的野性和血性。这些海盗们，专靠勇气作为吃饭的资本。在郑芝龙降清之初，他们一时群龙无首。郑成功一树义旗，他们又呼啸而至，聚集在少帅旗帜之下。
郑成功天性英迈果决，嫉恶如仇。他知道，收服这些散漫惯了的海盗，非严明的纪律不可。因此，郑成功军令如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南明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十月，清军袭击厦门。当时负责厦门守备的三叔郑芝鹏在慌乱中，“席卷珍宝，弃城下船”，引起“岛中腾沸”。
战后，郑成功大会群臣，以“贪财怕死”，“临阵逃脱”，斩亲叔郑芝鹏之首，并令将其首级悬街示众三日。郑成功治军不讲情面，往往如此。
在战斗中，郑成功经常亲身督战，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南明永历七年（公元1653年），清军围攻海澄。郑成功为鼓舞将士，从厦门亲临海澄，登上pào台督战。清兵pào火齐发，部将拼命将郑成功拉下pào台，郑成功刚刚离开，清军的pào弹正好落在郑成功的座位上，“座位被击粉碎”。像这样九死一生的事例，在郑成功的军事生涯中数不胜数。
郑成功崇尚忠义节气，在明末实用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之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不因眼前利益牺牲道德原则。
南明永历六年（公元1652年）长泰之战，清总督陈锦率兵作战失败，羞惭之下，痛打其奴库成栋泄愤。库成栋怀恨在心，将他刺死，割其首级投降于郑营。次日，郑成功会集文武，下令把库成栋捆起来，对他说：“你杀主求荣，是无耻之徒，本藩绝不用你这种不义的人。”虽然诸将也以库成栋投诚，有功无罪，为他求情，但郑成功仍下令斩首示众。
他尊敬真正的军人。在后来的郑荷之战中，荷兰人记载，有一个荷兰士兵在郑成功军前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敢：“马摔倒了，敌人（郑军）追到时，他仍奋勇抵抗，手持卡宾枪拼命she击，直到因伤势过重而死去。国姓爷知道后，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下令厚葬，全军放礼pào致敬。”
这种视荣誉重于生命的理想主义，正是明末的中国人所极为缺乏的品质。chūn秋以降，在日益严密的专制权力的不断挫rǔ下，中国人日益软熟圆滑，英雄气质不断从这个民族体内消散，实用主义越来越向着苟且、丑陋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