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乌特勒支堡的攻防战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从大陆回来的家人赶到他的营帐，告诉他一个不幸的传闻：“太师老爷”又一次被满洲人抓了起来，看样子凶多吉少。
“太师老爷”是指郑芝龙。
郑芝龙降清之后，并没有实现他的如意算盘。由于郑芝龙的表现过于积极热情，满洲人对这个诡计多端的老海盗放心不下，把他挟回北京，仅授予他一等jīng奇尼哈番（清朝爵名）的空头官衔。
郑成功起军反清之后，满洲人对郑芝龙怀疑更深，以为他们父子在唱武力要挟的双簧，因此，郑芝龙陷入了难言的尴尬。不但荣华富贵不能到手，清人还以他为诱饵，把他放到案板上做举刀欲杀状，“借父以胁子”，威bī郑成功投降。
郑芝龙当然不遗余力。他多次写信并派亲人到郑成功处劝降。清人杨英著《先王实录》记载了其中一次的情形：郑成功的弟弟作为特使，来见郑成功。
“跪下涕泪涟涟称，父在京许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难保，乞勉qiáng受诏。”过两天，又来。“涕泣恳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亦难。”
起兵以来十余年间，郑成功无一日不在“忠”与“孝”的夹缝中煎熬。虽然在大义上毅然与父亲决裂，然而，父子天性又如何能够断绝。郑成功是郑芝龙最钟爱的儿子，对郑成功的宠爱栽培无以复加，父子感情深过一般情形。
郑成功深知每一次与清人血战，都要冒着激怒清人、老父被杀的危险。
因此，郑成功虽早已决定“移孝作忠”，却不得不在表面上与清人虚与委蛇，边打边谈，假借与清人和谈，以保住老父及家人的生命。
同时，借和谈的幌子，私下遣使与老父互通书信，在信中道出自己心事说：“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暂作痴呆耳。”“我岂非人类而忘父耶。”
“乃到所以qiáng忍须臾不得轻身一掷者，徒南望吾君，云天万里，北望吾父，喘息重圜，恐一朝落机阱，饱虎láng，为妇孺所笔，负君父重恩，靡有极端耳。”其情状之悲苦惨然，跃然纸上。
虽然在表现上，郑成功是一个大义灭亲的铁汉，然父子之情常使他不能自已，常于中夜起立北向，私自痛哭失声。“父子天性，情何以堪，以故居常悒忧。”
由于郑成功拒不投降，满洲人对郑芝龙的迫害一步步加深。先是软禁在京，后是被捕入狱，最后又举家被流放到宁古塔。之所以始终不杀者，是因为清人一直对招降郑成功报有一线希望。
东征台湾，有可能使郑芝龙最终丧命，对这一点，郑成功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征台之举，向整个中华证明了郑成功不可能回头。老父也因此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发兵的那一天起，郑成功在心里其实就在默默等待着不幸消息的到来。
然而，当这个消息最终落实之时，郑成功还是没能使自己像期望中那样平静下来。就在与荷兰人谈判的过程中，准确的消息终于传来，1661年十月初三，老父终因自己拒不投降，全家十一人被清人杀戮，报至，“成功先叱为妄，然中夜悲号，不能自已，乃发丧，一军皆缟素”。
“忠臣孝子”，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男人的最高自我期许。命运对郑成功似乎格外吝啬，只允许他从中选择一样。郑成功用牺牲“孝子”为代价，以期成就“忠臣”，孰料孝即不能，忠最后也成泡影。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月，就在郑成功初步平复丧父之痛，大举组织移民，准备把台湾建成复明基地之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深入缅甸擒杀，大明皇统至此彻底断绝。
也就是说，郑成功这个最后的忠臣，已经没有了可效忠的对象。他竭尽全力，攻下台湾以图复明，而大明已经彻底灭亡。
不能不说，命运和郑成功开了个彻底的玩笑。
收复台湾，在郑成功看来，完全是因为以此支持反清复明大局才有意义。明既不能复，收复此岛，对郑成功又有何益？回顾一生，郑成功看到他一生其实一无所成。他戎马一生，仅保二岛，两次南下勤王，都成虚行，一次问鼎中原，则大败而回。奋斗到最后，父母兄弟包括侄子，都不能保住。
在还没有来得及起兵之时，那个赐郑成功国姓的隆武皇帝即已倾覆。
后来，郑成功虽然奉永历正朔，然而永历远在云南，兵微将寡，与郑成功难通消息，有君实似无君。而至此，连这个象征性的君主，这个jīng神支柱也已失去。郑成功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为了什么。
第一十八节 孤臣辞世
两个接踵而来的噩讯，摧毁了三十九岁盛年的郑成功的心理平衡。就在此时，一件极小的事情成了压断郑成功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郑成功的长子郑经留守厦门，与奶妈私通，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其实在“除了石狮子gān净，剩下都不gān净”的旧式豪门大家并不稀见。然而，治家极严又心绪极度恶劣的郑成功勃然大怒，说：“我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遑问天下！”立命使臣持令箭返厦门，斩郑成功之妻董氏，以明其治家不严之罪，同时并斩郑经、奶妈并其所生子。
在厦门的部下，当然无法执行这个过于峻切、有失人之常情的命令。他们集体抗命不遵。郑成功愤懑至极，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在病chuáng上说道：
“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
临终又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顿足拊膺（yīng），“以两手抓其面而逝”。
享年三十有九。
（全书终）
后记 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第一节
一九九六年初，我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筒，然后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进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里面装的是我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
十五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收到《收获》杂志的回信。不过，我的“体制内文学生涯”确乎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
第二节
只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这个字眼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期刊的时代。一篇小说在稍知名一点的文学刊物上发出来，则举国皆知，人人谈论。那是一个作家是社会jīng神导师的时代。
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者。那个时候，写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发表一篇引起关注的小说，就可以使一个人从社会底层一夜之间变成万众瞩目举国议论的焦点。一个人如果揣本诗集，号称热爱文学，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晓松的话“那时的人们相信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们相信会写诗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莲花，刚刚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