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_张宏杰【2部完结】(146)

2019-03-10  作者|标签:

  我感觉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学世界”不是这样的。在我心目中,“文学世界”真有点“高于生活”的意思,它应该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着非世俗的规则操作的事儿。我一直认为作家一开始都应该是“自然投稿”,而编辑对所有稿件都应该是一视同仁。有这个“文学世界”存在,或者说,有这样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这个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这一事实对我震动很大,让我晕头转向了许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编辑们回音的日日夜夜,现在才想明白,也许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没有打开。

  不过,这一知识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在那之后,直到今天,在通常情况下,我仍然坚持“自发投稿”(虽然今天我已经基本不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我少年时代梦想的一部分。当然,也如以前一样,直到今天,我的“自发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没有回音。

  这反应了我性格中的某种“心理疾病”,我没法治愈它。

  第八节

  《蒙古无边》的发表,标志着我“走上了文学之路”。也算是“国家级刊物”的《青年文学》也接受我的“自然来稿”,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小说《说话算话》,我还记得给我回信的编辑叫陈锟。再后来,《散文选刊》选载了我在《鸭绿江》上的散文。被选载,也算是某种形式的被承认。我陆陆续续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然后,我被省作协“发现”,参加了省文学院的“青年作家培训班”。在那之后,我又成为“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这是各省“鼓励文学创作”的通行作法:省作协在全省范围内挑选十多名最有实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与之签约,按照你每年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的发表量以及被转载的数量,会给予一定津贴。在一省的文学界,这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认可。也就是说,我确乎已经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没能把《无处收留》发表在“一流”刊物上。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这篇稿子一天也没停地在邮路上奔波。又一个编辑给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后不久,《花城》的一位叫文能的编辑给我来了用稿信。这封用稿信明确讲,将于明年刊发。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来了:“你的稿件本已确定刊发,但是我因个人原因,将调离杂志社,加上杂志社内部关系复杂,因此此稿也无法用了。我已经将它推荐给了其他刊物,请相信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发出来。”

  过了几个月,《天涯》杂志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证明文能先生确实在努力帮我的忙:“文能转过来你一篇关于吴三桂的文章。我们看过,认为很好,本来是可以在《天涯》发的,但太长了。你功底、文笔都不错,有什么其他稿可以寄些来。这篇你可以寄给《收获》看看,他们应该是可以发的。”

  ……直到二OO一年,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到辽宁文学院开会。我几乎已经忘了有一篇稿子还漂在路上这件事,直到文学院一位工作人员把一本已经磨破边了的牛皮纸信封扔给我:“请客吧!给你的杂志,寄到这来了。”

  是二OO一年第一期的《钟山》,目录栏中赫然写着:“《无处收留》,张宏杰”。因为彼时我已经是“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所以杂志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这里。杂志里还夹着一封信,主编傅晓虹说,是文能转给她的稿子。

  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这五年,我由二十四岁变成年近三十,它则餐风宿露,不眠不休,撞过了十几家杂志的大门,最终,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终于对得起它了。(到今天为止,我也没见过文能先生,甚至没通过一次电话。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还是已经退休了。)我打开杂志,将这篇《无处收留》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读了一遍。我记得大学期间我在《钟山》上读到的大量好东西:苏童、余华、贾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隐隐有了与他们,这些我昔日的文学英雄并肩站在一起的感觉。

  第九节

  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当“作家”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拥有大量读者的,是会收到如cháo反响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采访,不是都说某篇作品发表后,会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吗(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其中会掉出漂亮女读者的照片)可是,没有任何读者给过我反馈。也没有任何评论家者注意过我的存在,甚至我身边也没有任何人表示他们读过我的东西。当然,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担心可能失败。不过,我期望的是,在我成为作家之后,被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在杂志上惊讶地发现。现在,我已经“成功”了,已经是“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了,可似乎从来没人知道这一点。

  我把这归咎于没有在“一流期刊”上发表过东西。我特意到单位的图书室查了一下,里面确实没有订《鸭绿江》或者《北方文学》之类的省级期刊。

  如今,我在《钟山》上露面了。图书室里确乎有这本杂志的。那些评论家们肯定也都看这本杂志。这次,我算是登上文坛,露了脸了吧?

  果然,在看到杂志后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颇有点不寻常:她是彼时以一本《现代化陷阱》在全国引起反响的学者何清涟。她说,她在《钟山》上读到《无处收留》之后感觉非常“震骇”,遂找到主编傅晓虹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她说了很多肯定赞赏的话。她还说,她是先学历史后学经济,与我恰好相反。她最后说,她此时“因言贾祸”,情况很不顺……总之信写得很长,随信还一口气寄来她的三本书,一本书上题写了“宝剑赠烈士”五个大字。

  我当然兴奋。我当然激动。我等着更多的反响,对我到那时为止自认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应。

  没想到,何清涟的这封信居然成了绝响。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文学刊物的读者的反馈,更不用说什么评论家或者文学权威的反应了。单位图书室的那本《钟山》,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借阅过。我费尽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侧耳倾听:半天过去了,毫无声响。

  原来湖不在那。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发觉,“八十年代”已经逝去,世界已经变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学刊物,动辄几十上百万的销量。连东北边地的《鸭绿江》,发行量一度都达到四十万册。“一本《十月》或者《当代》,往往先在大学宿舍间流动,然后可能在理发店、医院病房、工厂车间、商店柜台之间持续作布朗运动;也可能是从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于无形。”仅仅十年后,这一情景已经恍如隔世。某位主编说,“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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