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倡导“王道仁政”，实行井田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墨子呼吁“兼相爱，jiāo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崇尚节俭，以粮为纲。
直到后来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内质。
中国政治家从来都崇尚“定于一”，qiáng调统一人民思想，以产生最大的合力。
法家提倡“一教”，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秦相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不能整齐划一，所以诸侯并立，厚古薄今，崇尚虚言，人人都以为自己所学的是正确的，随便批评领袖们的政策。今皇帝统一天下，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于一尊。”
huáng老学派的《十大经·成法》则说：“huáng帝问大臣，说，我一人拥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层出不穷，他们善辩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乱，请问怎么才能使百姓老老实实遵守我的法令？大臣答：天下成法，要令在于‘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这个‘一’，民无乱纪。”
那个任劳任怨，提倡兼爱，为天下人服务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国人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停留在幻想阶段，不止一个封建帝王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实践。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国家公有，由国家分给人均土地一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后，雍正皇帝也曾做过井田梦。1724年（雍正二年），他拨出官地二百四十顷，挑选无业人员一百户，每个男子分配土地一百亩，作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亩公田。公田收成归政府，作为农业税。政府给每个男子五十两银子，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口粮。公田、私田外多余的土地，用来建设村庄。然而，这个làng漫的复古幻想没能实现。实行不久，耕种者就相继逃亡。
虽然这些过于超前的实验不幸失败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国人的jīng神深处。qiáng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的西方个人主义jīng神向来不符合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的心理传统。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的民族性格、历史传统、人们心理、思维习惯。“天下一家”的向往导致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选择，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不如说是文化的选择。
第七章 建立制度：明朝百姓有了“户口本”
第一节 “毒蜘蛛”朱元璋
古人对“治天下”有多种比拟，如“治国如治病”、“治大国如烹小鲜”，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些比喻里，“天下”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需要治国者因时而异，因势而动。
朱元璋对治国的理解却与古人不同。他偏爱用“建房子”、“盖大厦”来比喻治理国家：“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又说，“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连墙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间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画，很不像样。”
农民的世界观是静态的。在农民的眼睛里，世界是永恒循环的。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
朱元璋也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千秋万世，永不坍灭的固态帝国。这个帝国能如同他安排的那样，永远在静态中循环，直到天荒地老。
这不仅仅是朱元璋一个人的梦想，也是每一个古代中国人的梦想。“平安”、“太平”、“安定”，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词汇。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dàng豁达，他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女子，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分钟的时间làng费于享受胜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dòng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成了一种偏执和狂热。从心理学角度讲，朱元璋一定程度上是一个qiáng迫症患者。qiáng迫症患者往往意志超人般坚qiáng，他们倾向用自己的意志来规定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是混沌的无秩序状态。他们渴望把一切安排得条理分明，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按部就班。比如，在生活中他会要求家里的一切物品都摆放有序：洗漱间挂的毛巾花纹要对齐，刷牙杯子的手柄要一致，厨房用品摆放位置要固定。甚至性生活都要严格按规定，固定在星期几。
朱元璋就是这样。如果他终生只是一个农民，他也一定是一个治家极严的家长，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家里一切东西都要摆得整整齐齐，田里的庄稼一定伺弄得jīngjīng神神。如果是一位公司老总，他一定会把公司管理得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成了“予一人”之后，朱元璋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国社会还在沿续着元朝末年的惯性继续动dàng着，到处充满混乱、矛盾和冲突，如同一个混沌、巨大、无序旋转着的星河。这让他感觉眩晕和害怕。他感觉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垂涎他的巨大家业。他怕乱，怕社会的自由演进，怕任何一颗社会原子逃离他的控制。
朱元璋的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正合适他。以他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
他会手把手地指导村民们每块地上应该种些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朱村长拉着他那张驴脸，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一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打招呼。他微微点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尊老爱幼，热爱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