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毫不姑息，务期净尽。《大诰》规定说，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规定：
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jian，岂可隐乎？
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到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甄别天下官吏，八年（公元1375年）的空印案，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①古代酷刑，剥下人皮，用草填充。
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第二节 低薪制是根本原因
朱元璋不知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
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一千余元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如果不贪污，官员如何生活？
治理腐败，必须从“不必贪”入手，高薪或者起码是合理的薪水来养廉，以支持由思想教育达到的“不想贪”的道德境界和由制度建设保证的“不敢贪”的纪律要求。古今中外，不能例外。
然而，朱元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做事从来都是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惩贪问题上，“qiáng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知道知识分子们骨头软，胆子小，相信bào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
一方面是离奇的低薪制，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对惩贪工作的过高要求，希望用刀剑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他生性苛细，连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
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当然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是贪官。所以，他的严刑峻法收效于一时，不可能肃清腐败。不管朱元璋如何吓唬，为了生存，为了糊口，官僚体系还是不得不按它自身的规律运行着。所以，从即位不久就开始惩贪，直到洪武十八年，在他看来，贪污势头还是不减。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十九年（公元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
第三节 《大诰》
朱元璋对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他认为，他的官僚体系，基本上全烂掉了。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往往是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jian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做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
洪武十九年，他自己亲口说：
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对于官员如此争先恐后，奔赴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反复思考，也没发现自己的措施有丝毫不对的地方。他屡屡说，“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法已定，其法已良”。因此，他把原因归结于jian顽之人之难于教化：
于戏！世有jian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jian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不才臣民百姓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
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些jian顽之人，怎么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绞尽脑汁，要这些官员们能顺顺当当地当官，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我所制定的法规政策，没有不稳当的，一一都十分得当。可恨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坏！不走正道，偏做坏事，自取灭亡，难以计数。”又说：“唉，可怜那贪心勃然而起，迷乱了本性，做出这些恶事，虽然自求生路，又怎么可得！”
算来算去，他还是把账算到了别人头上，他认为，一百年的元朝统治，“天下风移俗变”，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他们长期“为jian顽之人所引诱”，“一概善恶立场动摇，至今为非之心不改，表面顺从，内心则异”。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积地贪污腐化，“终化不省”（怎么也教育不过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归根结底的办法还是进行思想教育。他还是相信，“自古及今，无有不可变之俗，无有不可化之民”。虽然“难化”，他终还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错误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风细雨式的教育不起作用，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qiáng制性的深入的思想教育活动，用大量血淋淋的案例来警示官员和百姓。这次活动一定要搞深搞透，通过触及人民灵魂深处，希望他们“鉴此非为，格心从化”，以此来消灭腐败和犯罪的土壤。
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这一与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并列的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皇帝亲自纂写的这本《大诰》，简要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着大量的说教。由于是朱亲自写作，所以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唯以说教和吓唬为能事。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初编·伪钞第四十八》讲了他如何惩办一起伪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