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各地老年人，活到八十岁以上的，他每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还赐给“里士”爵位；九十以上的，每年再多给帛一匹、絮十斤，赐给“社士”爵位。见到县官，一律平行行礼。
取消宰相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设立四辅官制度，以“协赞政事”，从民间找了几个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龚斅（xiào）等分任chūn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辅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朴无他长”，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别的贡献确实难以做出。于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他不得不又废除了四辅官。
对于外部世界，农民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们不爱冒险，只想守着前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安安稳稳地生存下去。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jīng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
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沙漠，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勇气和眼光，深入沙漠彻底歼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
在《皇明祖训》里，他把二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国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它们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中国农民世代对套院墙一直有着不衰的热情。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jīng，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一点看，它是现实、jīng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jīng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jī这些事物的总和。他们计算数字时，眼前总是要闪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头脚趾头的样子，才能算得过来。他们不能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他们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从各地jiāo换一下罢了，货物总量并没有增加，但却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huáng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第三个影响是qiáng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村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qiáng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于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进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安排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致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十节 农民式节俭
除了这些对帝国性格造成的深刻影响之外，农民生活给朱元璋自己留下的印记更为深刻。他终生保持着浓厚的农民习性、农民作风和农民气派。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人种。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时，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好像体力和jīng力是一种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耗用。有农村生活的艰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
在对自己的享受上，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几千年的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节俭欲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种手段。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
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陈梧桐《朱元璋大传》）。他所用的chuáng，若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这是做衣服的边脚料，我让人缝成一块布，省得丢掉可惜（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他对làng费是如此深恶痛绝，有一天退朝，见到两个太监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走路，朱元璋大怒，立即把他们叫住痛斥：“靴子虽然不值什么钱，可是做一双得费多少工！汝何不爱惜，乃bào殄如此！”叫人把这两个太监按在地上，狠狠打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