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后很快开始了撤离的过程。不久，上海便由国民政府接手。这时虞孟梅和陈云笙的生活倒是发生了一点变化：赵太太一家决定离开上海，到海外生活了。
据赵太太说，他们早就想举家搬迁到美国，只是海上一直打仗，担心路上不安全，才不曾动身。如今战争结束，他们也终于可以成行了。
临走那日，虞孟梅和陈云笙都去相送。赵家举家迁移，行李极多，必然有许多带不走的东西。赵太太便把她日常使用的几套名楼出品的银器送给了虞、陈二人，说是给她们留个纪念。说来赵太太的处事风格其实和她们两人都不太合，可是认了几年过房娘，赵太太又在上海给过她们不少庇护，两人这时倒是真心实意地非常不舍。
赵家别的人倒是还好，就是赵太太临走前一直拉着她二人的手不肯放，抹着眼泪说，以后到了国外，就没法再听她们唱戏了。好在虞孟梅早有准备，将她和陈云笙之前录的几张唱片做为回礼送给了她。
赵太太这才心满意足地上了轮船。
虞孟梅和陈云笙一直站在港口，目送海船从地平线上完全消失。湛蓝水天之间，只剩下白色的海鸥鸣叫盘旋。
“梅姐，”陈云笙靠着她，低声说，“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了吧？”
虞孟梅揽着她，良久之后才轻轻“嗯”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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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局势似乎是在好转。虽然国共之间摩擦不断，明眼人都看得出矛盾是在激化。然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侵略者至少是消失了。上海的气氛看起来比日据时期轻松不少。越剧的声腔改革也在这时进入了黄金时期。
新剧团陆续成立，新戏亦纷纷上演，这时的剧坛可说是异彩纷呈，让观众应接不暇，眼花缭乱。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雪声剧团上演《梁祝哀史》。饰演梁山伯的范瑞娟在《山伯临终》一场时第一次使用了弦下调。四六年上演的《洛神》则出现了完整的弦下调。
此前虞孟梅一直认为尺调和四工调在表达人物激烈情绪时尚有所不足。弦下调显然能够弥补这个缺憾。第一次听到弦下调地时候，虞孟梅欣喜地对陈云笙说，越剧的声调终于齐备了。
趁着这股风潮，之后的一年里，云梦剧团马不停蹄地排了多部戏，有新戏，也有经过整理的老戏。不管新戏老戏，观众的反响一直都很好。
转眼到了四六年秋季。
这天，虞孟梅在剧场接到一个颇让她意外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个年轻男人，自称是报社记者，想要采访她和陈云笙。电话杂音很多，虞孟梅没听清他说的是哪家报社，对于采访也不是很有兴趣。她刚说了两句婉拒的话，电话里的男人却在这时说自己叫王绍杰。
这个名字虞孟梅还有印象，听到时她心里一动，随即答应了采访的请求。
采访定在三天以后。
陈云笙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采访，十分紧张。虞孟梅以前虽然有过被采访的经历，但她在陌生人面前比较谨慎，显得话很少。
来采访的王绍杰很年轻，看上去不会超过三十岁。不知道为什么，他做为采访者，竟然比虞孟梅和陈云笙都要拘谨 。
“我这次想要做一个新越剧的专题，”三个人不咸不淡地寒喧许久，王绍杰终于进入了正题，“云梦是我第一个采访的对象，之后我还打算采访雪声和芳华。”
雪声自然是袁雪芬了。芳华则是今年年初由尹桂芳和竺水招成立的剧团，也顺应潮流，打出了新越剧的名号。
虞孟梅点了点头，觉得他这个专题选得十分不错。谈到越剧的问题，虞孟梅应对起来就自如多了，话也不知不觉顺畅起来。
因为她肯配合，王绍杰问了几个问题后渐渐找回了自信，并且很快把到了采访的节奏。他翻了翻自己的笔记，向两人问道：“两位搭档至今也有好几年了，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二位从相识到搭档的经过？”
提起这一段，虞孟梅和陈云笙相视而笑。最后是虞孟梅作了答：“是四一年秋天的时候，我偶然去陈小姐当时所在的剧场看了一次演出。那天演的是《西厢记》，陈小姐演红娘。我很欣赏陈小姐在《拷红》里的表演，因此邀请陈小姐加入我所在的剧场。从那时起我们就经常搭戏了。四二年梁艳芳小姐离开，我便正式和陈小姐搭档了。”
“原来如此，”王绍杰一边点头一边奋笔疾书，“那么两位是什么时候萌生改革越剧的想法呢？”
“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虞孟梅和陈云笙又对视了一次，还是由虞孟梅作答，“不独我们，其实越剧皇后姚水娟女士也早就意识到路头戏的问题，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了。我想越剧做为一个新兴剧种，从别的剧种和艺术形式汲取养料、寻求改变势在必行。也因为我们是一个年轻剧种，改革时才可以百无禁忌。这一点我想已是当前越剧界的共识。不过就越剧声腔而言，却是直到近几年才有了长足的改进和发展。”
这个回答思路清晰，极有条理，令王绍杰非常满意。接下来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几乎都是虞孟梅作答。王绍杰觉得既是采访她们两个人，就不能追着虞孟梅一个人问，适时转向陈云笙：“陈小姐也是嵊县人吗？”
作者有话要说：
之前有童鞋问以后还写不写百合。其实还有另一个百合的脑洞。不过目前构思还不完整，再加上有其他任务要完成，估计不会很快开。先放文案，童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收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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