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过后，我开始了独立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也开始对当年这些遭遇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尝试。更何况，我都三十多岁了，人到中年了，都还在遭遇类似当年的这类事情，这也使我不能对当年这些遭遇不当一回事。然而，真这样做，才知道事情的复杂x_ing。我才知道我的脑子里装满了他人的声音，我不得不把这种声音称之为“亿万之众的声音”、“全天下人的声音”、“权威和领袖的声音”等等。很显然，这些声音都是我在成长的岁月中习得的，其中当然包括在学校老师和课本上教的。我可不敢说这种声音就是谬误，正如我也不会说它就是真理一样。但是，它太强大了，使我想要做到一点自己独立的思考，形成一点自己个人的独立的思想，竟是那样超乎想象的艰难、曲折和痛苦。这事情我在别的作品里有详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然而，当年不过是一个孩子的我在遭遇这类事情时，却对它们有一个完全的、自己个人的、独立的理解和解释，我甚至无法不说这种理解和解释是成系统的，前后一致的，深刻的，有真正的逻辑力量的。我还不得不说，我有这类遭遇，一大根源就是我在遭遇这些事情之前，就已经对世界、人、生命、存在有完全自己的一套理解了。
我不认识的姑娘让我遭遇到了那么样一个黑怪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有过类似的遭遇了，而且远比这一次要彻底得多，这一次似乎只算得上那一次的一个回音。对那一次遭遇，既因为它是那么彻底和全面，又因为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类事情，我把它写成了一部书，书名《眼对眼》。
我已经在《眼对眼》中详尽地写了那次遭遇，这里只能大概说说，算是对它的一个简写版。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我是沉默的，孤独的，但也是坚决的和我行我素的，做我认定的事不做到头做彻底不会回头。在我九岁十岁光景的时候，应该说也在距遭遇我不认识的姑娘之死这回事时间上不远的时候，我因为听了张书记在一次群众会上的讲话而下了一个决心。
张书记在会上讲的大概意思是从今日起，每家每户晚上不能互相串门，不能到户外乘凉聊天，一家人傍晚一收工就回家，回家就进屋干夜活，天不擦黑户外就不能有人了，干夜活时一家人不能互相说话、说笑、打跳，只能一心一意地干活，即使要说话也只能说和干活有关的事情，干完活就睡觉，睡觉时夫妻要分床睡，夫妻间不能说悄悄话、心腹话、私房话。张书记还要每家每户的大人看住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要是一到天擦黑就进屋，进屋和大人一起干活，干完活就睡觉，不能在户外玩耍、做游戏、笑闹、藏猫猫、玩打仗。张书记还要每家每户的门每晚上一进门就关严，连个小缝缝都不能留，大热天就是屋里热得能把人焖死，也一个小缝缝都不能留，但是，又不能闩门，要把门留着，整夜把门留着，以供大队干部随时来查夜，门要一推就开。
张书记对为什么要这样做自然是充分地讲了理由的，从高屋建瓴的理论的高度到具体现实的客观状况，讲得严丝合缝，无可辩驳，就和他每一次在会上讲的一样。但是，我却震惊了。我并不是这一次才震惊了，我已经因为无数次同等强度同样x_ing质的震惊而完了，这我知道。只不过，这一次，我决定要行动了。我决定行动了，只是因为我已经因为这些震惊而完了，这种完了本身是一定要以某种形式的结果表现出来的。我没有办法，我别无选择。
这个行动是在一年后开始的，距张书记讲那席话的那一天不多不少刚好一年时间后开始的。在这一年里，我承受着只有非人才能承受的那种沉重，以我的整个生命注视着一切，观察着一切，体察着一切。我观察到，一沟的人在张书记讲那席话之前，晚上还有些许活动，比方说串串门、在院坝里乘乘凉聊聊天什么的，但是，张书记就那么一讲，这一切就都如一刀切掉了似的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的没有了，不只是大人们是这样，连孩子们也是这样，在这整整一年之中，我晚上再没有听到孩子们的玩耍、戏闹的声音，更不用说在户外玩耍、戏闹的声音了；我观察到，对张书记这些规定，我们作为人，质疑它、反对它、抗议它，是我们作为人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使命和责任，至少，客观地思考它的对错和合理不合理的程度是我们作为人的必然，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人哪怕是仅仅不为零地表现出了他们有这样的质疑和思考，仿佛张书记这些规定不是对人的规定而是对j-i的规定，是给j-i做的一个新笼子，j-i接受了这个笼子，却不知道自己接受了这个笼子，不想想也不可能去想想接受这个笼子意味着什么；我观察到大队干部们晚上以一沟人的生死都是他们的责任也只有他们才担得起这个责任和一沟人的死活都是攥在他们手心里的那种气势和阵仗，随意地去推开这家那家的门，随意地查看人家是怎么干活的，怎么睡觉的，把手电筒光在睡下了的人家的脸上随意乱晃，同行的民兵连长张连长还背着一杆枪……
除了这类事情，我还“观察”到，有一位大队干部，天天晚上都要去查那同一家人的夜，不查那一家的其他人，只查那一家人的那位大姑娘，不只是查那位大姑娘，还要对她进行那种“玷污”和摧毁，就是人们传说的那位大队党支部书记把他村里他看中的姑娘抓去关在他的地下室里对她们所做的那种事情，他已经把这个姑娘毁了，把她变成一个活鬼了，她一家人都给他下跪过，要他不要再来了，放过她，但这位大队干部在她一家人向他下跪面前更加激起了那种欲望，对她的“玷污”和摧毁变本加厉——我躺在我的床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r_ou_眼看不见的地方，它们即使发生在人们的眼皮下也不可能有人议论评说半句，你不可能通过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就是能够看到这种事情，只要它发生了，就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我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怀疑我在这种视力中所见到的无论什么。
对我不是用r_ou_眼看到的这些事情，我只能说要么我有第三只眼睛，我是用第三只眼睛看到的这些事情，要么它们就是我病态的臆想。但不管是哪一种，我绝对不怀疑自己“观察”到的，我怀疑自己“观察”到的，那都是成年以后开始上述那种独立的思考、阅读和写作的时候的事了。
我想，如果事情不是我观察到的这个样子，我就不会那样去做了，就没有那样去做的理由了，但是，我没有观察到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张书记讲了那席话不多不少一年后，我就那样去做了，就开始那个行动了。这个行动就是在只要有好月亮的晚上，我都会出去召集、鼓动村里的孩子们，在村里的一片开阔的地儿玩耍、游戏，玩打仗、捉迷藏什么的。我以我的勇气、智慧、感召力，召集起来的孩子越来越多，最后竟有一百多个，我们在月下恣意笑闹、游戏、玩耍，声震四野，到尽兴后才归去。
看似非常奇怪但实际上一开始我就知道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是，一村子的人，包括这些参与我们的行动的孩子们的家长，对我们的行动置若罔闻，就是我爹，也好像不知道只要有月亮的晚上，我就会出去，而且明目张胆，决不会偷偷摸摸，连哥哥和弟弟都在我的感召下只要我前脚一出门，他们后脚就跟来了。有孩子把我们的这次行动称为“月夜行动”。
但是，沟里人在他们应该有反应的时候终于有反应了，而且反应也是他们应该有的反应，这是我一开始就知道的，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有反应，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们不是在这个时候有反应，他们反应也不是这样子，我就不会行动了，就没有行动的理由了，但他们在这个时候有反应了，而且反应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别无选择。
沟里人这个反应的结果是全沟展开了一个各家家长痛打自家娃儿的行动，他们称之为“打娃儿运动”，这是一次集体的行动，每天傍晚，各家家长把自家的娃儿拖到人人看得见的地方痛打，打得喊爹叫娘，打得鬼哭狼嚎。
我们沟被沟里人分为上沟和下沟，由于相隔太远，我发动起来的“月夜行动”并没有上沟的孩子参加，“打娃儿运动”在开始也只是下沟人在做的事，但是，下沟人把他们娃儿打够了，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每天傍晚如战士开赴前线似的到上沟去，也要那里的人打他们的娃儿，理由是只要是娃儿就该打，就该往死里打，往死里教育，上沟的娃儿没有参加那个坏行动，但这只是因为地头掉远，不能说明他们没那个心思，更不能说明那个坏行动就是发生在他们眼前他们也不会动心，再说了，这是一次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的运动，有教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运动，没有谁有理由不加入进来，没有哪一个娃儿有理由不应该也挨打，往死里打，往死里教育。
结果，在下沟人的胁迫下，上沟人不但都打他们的娃儿，还打出了几个让我怵目惊心的悲惨结果，有一个孩子的一根手指头被他父亲一锄头挖去挖掉了，有一个对下沟派去的人们有挑衅行为的孩子成了他们的目标，但他父母在众人的胁迫下把他狠狠打了两次后他居然跑上山去当野人，这激起了公愤，众人在不能将这样一个坏孩子放虎归山、放过这样一个坏孩子就是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负责等等豪言壮语的支持和鼓动下，组织起几个人上山去找到了这个孩子，将他五花大绑捆下山来，看着他的父母打瘸了他的一条腿和他向众下跪认错才罢休。当然，这几个悲惨的事情都只是我听下沟人说的，不知道是否有他们夸大其词的成分。
人们的“打娃儿运动”终于到了可以落下帷幕的时候了，一沟人，主要是下沟人，把他们的娃儿领到茶壶嘴，脱光娃儿们的衣服，包括女孩子在内，向众人展示他们在这次“打娃儿运动”中各自做出的成绩。茶壶嘴那个大坝子里一坝子的大人和脱得□□的孩子，孩子们身上挨打留下的伤口和种种痕印在众人的品评玩味中不时引起众人一片笑声和喝彩声。我发动起来的“月夜行动”并没有一个女孩子来参加，但是，在他们的“打娃儿运动”中女孩子也挨了打，还是打得最惨的，不是男孩子们挨的打可比的，因为他们更加蔑视女孩子，沟里多少人都把女孩子，包括他们自己的女儿，称为“烂货”、“贱货”、“赔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