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语。我又问：“你跟她……做了？”
他摇头，咬着下唇，用一种我所不能抗拒的表情看着我——那种楚楚的委屈，活像是我辜负了他什么。我想，那个被亚祖甩掉的女生，脸上也该有这种表情。我别开脸，不想去明白为什么亚祖脸上有这表情。
过了不够一个月，又有另一个女孩。这次是隔离学校的，那女子染了一头暗红的头发，脸上勾画过浓的妆容，身板子很瘦，可看进别人双眼时，眼神很挑逗。我一直以为丰满的女性才能性感，却没想过这个瘦骨仙一样的女子也别有韵味。
早熟的风韵。我想她一定已经不是处子，但这不能妨碍他人欣赏那颓废的美丽。
我私下跟亚祖说：“我觉得前一个比较好，但这一个……也有她的美。”
不过几天，亚祖深夜打电话跟我说：“我分手了。”
“又分？这次上了吗？”
“没有上。”
“吻了吗？”
“没有。上一个也没吻。我们最多只有牵手。”
我挂了线，那晚再也没听亚祖的电话。我在被窝里不断翻身。心头像有一团不断发大的毛线球，内里很多棉线缠在一起，愈扯愈紧，渐渐成为一团不能解的死结。
翌日回校，我没有主动跟亚祖谈话。那天午饭时段，亚祖买了一大包红色包装纸的可乐糖，重重放在我桌上，那一大包少说也有七八十粒。他亲自拆开那包可乐糖，提起我一只手，将一颗糖放入我手里，拢起我的手指，我便看不见可乐糖。他幽幽地说：“我请你食可乐糖，你别生气。最多以后不再深夜打电话给你。”
严格来讲我没有生他的气——电话的事也好，女朋友的事都好。我只想亚祖正正经经地交个好女友，不要行我这条路——当然我身边的人都不知我行了这条路，甚至我自己现在还不太肯定是否真要行这条路。
“不是这问题，我其实……”我想说我根本不喜欢食可乐糖。但亚祖迳自拆开第二粒，不顾这里还是课室，就强将糖塞入我口。糖强硬地顶着我的门牙，我不肯让它入来，亚祖更用力将糖推入我口里，门牙一阵麻痛，我还是松开牙关，让糖滚入我口里。我看着亚祖脸上的笑容褪色，连忙说：“很好吃。这糖，好吃。”
亚祖不受我这套，反问：“你说，是什么问题？”
我欲言又止，最后选择捧着那大包可乐糖，打量桌上那残缺的红色包装纸，说：“你别玩弄人家女孩子的感情。拍拖嘛，要不就别去招惹人，既要去染指人家女孩子，就认真一点。”
亚祖狠狠踢了我桌脚一下，就走了。再也没叫我喂，再也没给我买可乐糖。亚祖从此没了唯一一个可被称为“喂”的朋友，而我也失去了叫亚祖做“亚祖”的资格。
中五毕业，亚祖要去英国留学，没四五年都不会回来。有可能读完书留在英国那边找工作。每个人愈讲愈夸张，我最后听回来的版本是说，亚祖的父母希望他在英国顺道找老婆，没生孩子前都不回香港。
我在公开试中失利，升不上去，十八岁也未够就失学了。也无大感想，我向来没有书缘，平时有空就爱涂涂画画做手工，不务正业。我母亲说做人最要紧是有骨气，我父亲说做人最要紧是脚踏实地，我妹说做男人最要紧是温柔。我家人说，这些特点我全都有。
亚祖离开香港前夜给我打了通电话，而我次日没有去送机，因为要去上parttime。过了一星期，亚祖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上款写“喂”，下款写“亚祖”，正文简洁。
“其实我不想走。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我买来一叠白信纸，在信纸上用红色笔写着：
“陈奕迅《最佳损友》”上款写亚祖的真名，下款写我的真名。
不过一星期后，亚祖又有来信：
“我们只是朋友吗？”上款固执地写“喂”，下款固执地写“亚祖”。我们浪费高昂的邮费，在一张张美丽的明信片背后、一张张宽敞的白纸上面，写着一两句仅有的话语。
这是我最后一封寄给亚祖的回信：
“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天涯何处无芳草？”我在信里包了一粒可乐糖跟一只用五百元纸币所摺的青蛙仔，写下：“P.S.这是当日我放在你手心的青蛙，这是当天你放入我手心的可乐糖，它们都挣脱了。”
上款写：
“亚祖”
下款写：
“最后一次的
喂”
从此，我不再吃红色包装纸的可乐糖。
05
我叫朱玉鸣，喜欢白兔。我最愉快的上学经验是上幼稚园，待在那儿，比一个人留在家里要有趣。去到幼稚园，老师叫我：“朱玉鸣，过来，让老师检查指甲。”我长得肉肉圆圆的，皮肤又白雪雪，老师都很疼我。在一般一的印象中，肥等于猪，猪是脏乱的，故胖子也是肮脏的、通身臭汗味。我嗅不到自己身上的汗味大不大，只能尽量保持干净。
老师每次检查我的指甲，都很满意，在我手册上盖一个红色白兔印仔。日常见的白兔只有眼睛是红色，老师盖在我手册上的那一只只兔子，连身体四周滚上的边框都是红色的。长大一点才明白，那是因为老师用的是红墨水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