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情报侦讯和心理访谈作比较时，他更不自在了。
这次我让他坐椅子，自己则坐在床上，“您或许不爱听，但戈登逊的职业素养比您高明，他更善于让受访者自己说话。不过塞翁失马，我更愿意与您交谈。——我们聊点什么？”
我们从利奥波德城枪击案谈起。我试图使他明白种族歧视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失败了，他认为二战是德意志人民反犹太战争。试图使他明白宣传指导和新闻事实的矛盾关联？取得片面成功。
“您在暗示，这些思想毒瘤并非德国特有？”他警惕地说道，好像我冲犯了他的基本观点。
“我在明言，这些体制弊端——无关于思想，世界各国都存在。”我对自己鲜于实践的说服术毫无把握，那是我旧日的上司和前辈、瓦尔特·施伦堡的特长。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您是怎样看待犹太人的？”
我有一位在纳粹时代仍然坚守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自由派的父亲，我本人则在今天也宣称是一名纳粹，我才不是什么普通的德意志人。但吉尔伯特坚持把我当成德国人的代表。
他认为大屠杀来自种族仇恨，而仇恨在方方面面都迫害着犹太人。我问他，坚信这种恨意是否让他更坚强。他迟疑地承认了。
“难怪您坚信我也心怀仇恨。”我感到好笑。
“难道您不是？”
愧不敢当。
“您对族人的恻隐是否超过了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德意志人？”
“在面见这么多的罪行之后，我在心情上很难接受作恶者的善心。”
“我能否记录您的原话？”
他的脸色猝然起变，随即才发现眼前的囚徒无缘去出版些什么。
“您现在明白了，带着敌意的谈话无法正确地交换见解。”我欣赏着他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的样子，“您从前遇到的政界要人大概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乐于宣传，而您乐于冷眼旁观。您太习惯在这种彼此不沟通的情况下寻找异见和敌对的原因了。”
他沉默了片刻，笑着说情报侦讯真的比心理访谈要厉害。
使之厉害的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履历长短，我这样说道。他用一副圆边眼镜强调自己犹太裔知识分子的身份，却匮乏于这个民族常见的狡黠，“怎么，您真的是一名情报人员？”
令我意外的是他承认了。
难怪我拿侦讯术和心理访谈术作比较时他会不自在。
他大概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而加入这一行的。他来找我，不单是受那个更为学究气的戈登逊所托，还肩负美军派给他的任务。但是急于表达自我观点使他成为不了优秀的情报员，他的稚嫩也使他更像个出卖情报者。
“您的确更适合当一名左翼学者，用学识来资佐您先验的政治主张。而情报员是生存在没有立场的灰色地带的，唯此才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一点不巧是您的软肋。”
余下的时间里气氛变得低沉而萎靡，我们像东线战壕里煲烟的士兵一样颓然，零零碎碎地各诉衷肠。他自陈是在纽约出生，直到战争末期才跟随美军到了德国，除了语言之外，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我回报以简单的履历说明。
总算像是一场对等的交谈。
“我最初以为懂德语会让我比同僚们更能胜任情报搜集工作，但是经过这一年半的实际行动，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而且时时感到无法融入其中。”
感伤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对付的。我告诉他情报工作和性格、价值观直接相关，它不关心工作者的灵魂，但是否接受这项工作却涉及灵魂深处。
“也许您是对的。我的确应该尽早回到美国，继续我本来的学术。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在思念故乡。”他继续说道，完全沉入自己的世界，“——挺奇怪的吧？一个犹太人对新大陆有思乡之情。”
比向往《塔木德》上的抽象故乡要容易理解得多。
他随即涌起更多的情绪。
“我的良心不安。我在采访他们……你们时，没有声明采访记录会成为研究资料。这是否也是一种不诚实。”
这是一种欺骗。
那些政界的公众人物必然不介意自己的言行被后人褒贬，但是在一对一的交谈时未申明来意，这仍然是欺骗。我看着他不发一言，直到他露出忏悔的神情。
“但您还是要写您的书。记住欺骗与品行无关，它只是懦夫的座右铭。”
这是今年8月间的事了。又过了一个月，吉尔伯特寄给我一封信。
加兰中校，
也许您已经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纽伦堡审判接近尾声，接下来我会回到美国，投入学术研究当中。
接受您的批评。我是在彼此并未沟通的情况下，以我个人的左翼立场去审视纳粹政要的。但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考察这个令几千万人卷入灾难的政体，未免有失责任。它不单涉及抽象概念的博弈，极权已经造成一代人的创伤。
这是我在战争末期投身行伍的原因。我相信出于另一种同样真挚的原因，您在大学毕业后投身党卫队，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的谅解无需多言。
我在面对政界大鳄时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是懦弱的，这也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注如此不同：国家与国家的意义、国体与国体的合法性、民族与民族自由、过去的既成事实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我关注的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