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篇末
四年后我离开兰斯贝格，挂着铁丝网的高墙从此在身后变成记忆，我得到自由，然而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
1952年1月7日
☆、编后记
1965年秋冬，我将这本潦草但篇章大致完整的笔记抄录、修改，并最终付梓。它距离海因茨·加兰的死亡已有9年，距离那个使他身陷牢狱的纳粹时代的结束则刚好20年。这段岁月亦记载着我的童蒙和成人，现在我25岁，刚刚结束博士学业，正待社会把我冲向不知名的地方。
也是在这个年纪里，我的父亲度过了他最好的年华，“得到过懵懂的爱情，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相互支持的朋友”。如今这些默片般的往事已经一去不返，记忆则在遗忘和坚守之间日渐鲜明。这就是调整照片对比度的暗房技术，所有别有用心的政客、胆大妄为的煽动家或忧心于此的知识分子，都熟悉这项技艺。
我的父亲也是其中一位，他对这段经历的叙述有多少个人色彩，就会有多少偏见。然而如果认为读者只会鹦鹉学舌，这只是书报审查的惯用逻辑罢了。
1957年新年时，我就有了把这本笔记编校出版的想法。那时我在慕尼黑的寓所等待父亲回家，等来的却是几位BND调查人员。他们很有干劲地撬开书桌，却失望地只找到这本笔记，旋即弃之不顾。那便是父亲留给我的新年礼物了，我荒芜的人生里仅有几人曾经朝夕相处，其中并不包括他。
这本陈旧但保存良好的笔记就像一方精神的棺椁。它和父亲的其他东西一样整洁，其内容则凌乱恣肆，当中记载着一段我未曾到场的过往，他远比表面看来更激烈而决然的内心世界，他的人生。
当我试图追踪父亲的过往，就一次次地来到他旧日友人的跟前。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悠缓但不时停顿地讲过一些琐事，伊萨·罗森斯坦因则给了一些离奇古怪的背景知识。我在祖父弗朗茨·加兰的沉默当中揣测到这对父子默契的隔阂，而他珍藏的照片弥补了作者刻意隐瞒的青涩。后来我向更多的人旧事重提，不慎走入一段本该被埋葬，却死灰复燃的历史。
1960年初的冬天，我在维也纳旅行，这个城市因为奥地利的永久中立而成为东西阵营的情报战场。我在一家旧书店里遇到一位美国公司的经理，他讲一口地道的德语，自称在战后才来到欧洲，巧的是50年代时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北非卖过轮胎。
姑且把这位名字不便透露的先生叫做汉斯。他告诉我一些“你爹跟我说过的他在战争时期的经历”。可是他用不着装，他缺乏了美国占领者的趾高气昂，反而更像个在老欧洲经历过大战，失去过挚爱的人。
“您是在战争时期就在德国的，或许就在帝国安全局工作？”我轻易就能把一个心碎的人辨认出来，这类人在德国有许多，他回敬以“令尊在世时想必不希望你涉及他的过往”的微笑。
这种对话很危险，接近一些被禁止的信息时，会感到仿佛有刀锋在鼻尖前划过。但世界也没那么无情，或者说生于大战之中的我比老一辈人更虚无，从而造就了汉斯先生的相对仁慈。总而言之，和这位江湖老手的相遇并没有使我尸骨无存，反而得知了一段有关我父亲从纽伦堡到普拉赫的故事。
海因茨·加兰在1948年接受了盖伦的邀请，几经周折后于1952年出狱并成为盖伦组织成员，1956年联邦德国情报局（BND）建立时他是对苏反谍处的负责人。这是他散见于《狱中笔记》的讳莫如深的内容，我根据汉斯先生藏头露尾地透露的信息把它们编辑成《逃亡之路》。至于汉斯的目的，或许是希望我这个沉不住气的小鬼去做些什么。
我想起1957年初闯入家中的BND调查人员。“您可否给我普及一下波匈事件？”我问道。汉斯说，我和我的父亲一样有着近乎直觉的逻辑。
那年我和汉斯先生那位性格尖锐的儿子一起在中欧四处探查。我想知道有关父亲的事，了解一个人不能只听他说了什么，了解一段历史也不能仅仅去看那些过去有意留下的资料，未来是更为铮亮的一把钥匙。汉斯先生默许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舒尔维克跟我一起行动，可能只是为了保证事态不至于因为我的万一失踪而变大。
但这是六十年代，我们这一辈人远比父辈设想的更胆大。1961年底，BND与东方阵营暗中媾合的丑闻被《明镜》周刊踢爆，这一年我21岁，只是科隆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个普通学生，亚历山大则刚满17岁。当西德媒体把普拉赫的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时，我们只是像恶作剧的孩子那样，互相扮个鬼脸，然后飞快地逃往任意一个街角。
我最初的目的是弄清海因茨·加兰从1948年到1956年的经历，他是死因，现在我却知道了东德与西德的一段至今未曾透露的当代史。与之相关档案还需尘封30年，但有一本小说记叙这些只能作为可能性来讨论的事件，它名为《槲寄生之箭》，前几年已经在英国出版。
它和这本《狱中笔记》一样，是为我那位陌生而秉性无比相似的父亲而编写的，我已经独自长大成人，愿他在后辈的追索和理解之中得到安宁。
海因茨·加兰（Jr.）
1965年12月24日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