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死亡犹如风蚀作用，摧毁任何人造的纪念。
1947年10月30日
【编者注】
在瓦尔特·施伦堡作为被告人的外交部审判中，海因茨·加兰的证词如下：
美国国家档案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后续审判—外交部案，卷37：海因茨·加兰党卫军中校证词
海因茨·加兰（1915—）自1938年至1945年是瓦尔特·施伦堡的属下，曾担任RSHA四处E科二组成员、六处二等副官、六处一等副官等职务，亦是RSHA六处与国防军总参、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
谨以名誉为誓，确保呈堂证供的真实和准确。
H. Galland（签名）
1947年10月27日
一
1、我出生于1915年1月的法兰克福，1936年于海德堡大学毕业，其后加入警卫旗。1938年6月军队进驻但泽后，我调任党卫队保安处，并在这个机构供职直至1945年4月。
2、我进入保安处时，它正在改组为帝国安全局（RSHA），许多机构面临撤换改组。我在办公室留侯派遣，当时的办公室主管是瓦尔特·施伦堡。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机构内部的日常文书、协调部门间的配合、组织员工活动等。涉密文书是直接呈报给各部门主管或局长本人的。
3、涉密文书是指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或与国家大事、高层领导密切相关的文书。
4、1938年11月初，我个人并未看到任何关于平定犹太暴乱或与之相类的文书。既然这件事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政策，料想它是涉密的。
5、1939年7月，施伦堡组建四处E科并担任科长，我是二组的成员。这个分支主要监察国内外的主要报刊，它与三处合作负责书报审查，但主要职责是从报刊上获取情报。RSHA的建立时间很短，信息往往滞后于媒体。二组是个典型的文职部门，E科本身也主要招收各大高校的文科生，它的非军事化特征一直延续到日后的六处。
6、我本人曾是警卫旗的军人，但在那之前我受学于海德堡；E科科长施伦堡则是马尔堡的学士；日后成为六处S科科长的斯科尔兹内是一名特种兵，但他也拥有大学学位。余者请详参庭审记录，我相信其中不乏博士头衔。
7、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期间，我跟随军队前进，其后参与组建RSHA的法兰西分部。随后我在国防军总参学习，直到1941年南斯拉夫战役开始。
8、六处的巴黎分部设于福煦大街，那里的确是巴黎的富人区，但选址依据是这个街区的良好治安和建筑的私密性，以及与当时仍然生活于此的法国邻里的和睦关系。关于进占巴黎后六处获得的财产：巴黎分部征用了一座空置的小楼，桌椅不全，尚需多方寻觅。附带一提，当时六处处长为海因茨·约斯特，施伦堡是在次年6月继任的。
二
1、1938年6至9月间我正在入职培训，与施伦堡的共事是9月后开始的，职责与权限已如前述。具体参与的事件有：1939年春天我参与了RSHA进驻捷克的行动，是年年底负责对国防军反对派的调查。对于文洛事件，我略知它的前期工作。
2、文洛事件是一起突发事件。时任四处E科（主管国内反对者）科长的施伦堡间或会被授命一些国外任务，这是因为国内反对者大半与德国的敌国相联系。1939年9月间，我在明斯特办理一桩国防军将领里通外国的案件，施伦堡在附近的杜塞尔多夫。他曾问及这个案件的细节，并要去了几套国防军军装。文洛事件中他以“国防军总参军官夏梅尔”的假身份赢得英国间谍的信任，但据我推测，逮捕他们并非施伦堡本人的意愿。
3、只需要一些逻辑便发现这一点。人们很容易认为卧底是叛徒或卖国贼，但他的实质功能更类于中介。你需要付出一些情报，才能换得情报，这恰恰是双方建立信任的方式。事实是，直到次年不列颠战役开始前，施伦堡仍在设法把手下最优秀的卧底间谍派往英国；我也曾耳闻海德里希对施伦堡与英国人过于频繁的交往的批评。那么既然他希望与英方增进往来，逮捕文洛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层就无异于作茧自缚。
4、我在文洛事件后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这是因为我提供的关于国防军反对派的信息使施伦堡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这些信息是在此前的国防军谋反案中取得的。
5、我并不知晓被抓获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官下落如何。不过1943年时我与因为“黑色乐队”案而被捕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神父交谈过，略知他在狱中的情形：彼时他正与同在狱中的白斯特过从甚密。“黑色乐队”大体上是亲英的，不过一位身陷囚牢的前军情五处官员与业已被官方定罪的反对派明目张胆地往来，可见二者的触角远未限于牢狱之中。
6、关于朋霍费尔、白斯特，或“黑色乐队”。从1939年开始，RSHA已经对“黑色乐队”了如指掌，1939年9月我办的案子即针对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本人，当时已知道他与英国联系的细节。正是这些证据使施伦堡成功假扮了夏梅尔。不过哈默施泰因只被革职，其后又复任国防军高层军官。这是施伦堡的直属上司、海德里希的主张。把文洛抓获的间谍投入集中营，是希特勒独裁的体现。
三
1、从1939年9月涉及国防军密谋案开始，我就与藏有众多“黑色乐队”成员的国防军分不开了。1942年后我成为RSHA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期间涉及了东线情报工作。
2、齐柏林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
3、就我所知，飞艇计划开始时，德国在东线已经转攻为守，不过一年前的快速推进中捕获了大量苏军俘虏，此时正直动摇期。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飞艇计划是从战俘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