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典型的布列塔尼式的阴天，北大西洋上吹来的乌云压在平旷的荒地上，一辆破雪铁龙在迂回的小路上行驶。“把东西交出来。”他扶着方向盘直视前方，我摸出一把枪。“还有。”
我走陆路回国是因为海路漫长，而我身携重要情报，这瞒不过他。
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战争结束了，加兰中校，”他叹了口气，操起清晰的汉诺威音，“但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美利坚。”
那是他的祖国留给他的口音。这条路偏离了通往杜塞尔多夫的干道，或许导向一片适合秘密处刑的荒地。“我应该庆幸是你们接管了阿尔萨斯，时机恰当时我愿意见你们的指挥官，但不是现在。”
“你打算和他聊文学？”他惬意地笑起来。
法国游击队阿尔萨斯—洛林旅旅长马尔罗曾是一名作家，据此实在有理由说，诺曼底后德军回到齐格飞墙只是战略性撤退。马尔罗是否也像其他法国游击队长一样抽英国烟，满口“丘吉尔大爷”？是的。而我读过的法国文学只有《波斯人信札》，其他大抵不知所云。
我们谈什么？去年在里昂的一位被俘的游击队长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五十开外的索邦大学犹太裔教授，因为伏击德军而被捕。我从盖世太保手里接过这桩案子，在简陋的审讯室里和他对面而坐。
“如果您答应此后不再进行类似活动，我可以保证……”
“不。”
他抬起一双睁的很大的眼睛，里头写满“你这个种族主义狂徒”。我们对峙着，衣冠楚楚的纳粹军官和褴褛憔悴的受害者，而他在我这个后生面前强调自己的反抗精神。
“我想存活您。您的情况可以作为间谍案处理，那样就有交换的机会。”我试图推进话题。里昂扼守法国南部，由此取道西班牙或意大利，可以打通直布罗陀和地中海。但游击队遏制了德军的方略，于是他被捕了，但解决问题不仅有杀人一个办法。
“不。”
“为什么？”
“我不会跟你们，德国人，作任何的谈判。”
他把嘴紧紧合上，好像除了用单音节来对话，眼神也能显得坚决。
我看过太多死亡，有罪或无辜，有的出自我手，我比这位教授更懂得人的意义。“您的地下活动太高调了，”我也直视他那双闪着火光的眼睛，那里饱含对真理的焦灼，但欠缺对真相的洞见，“您是否想过，为何您直到现在才被捕？”
“为何？”
我为这位本该尊为师长的人的幼稚而痛心，“即使两国交战，但我们首先都是欧洲人。”
他变得严厉起来，就像一位审查学生考卷的教务主任。“我不认为欧洲需要奴隶制度。”
他开始讲课，封建时代终结于人本主义，而种族政策和侵略和人本主义背道而驰，如此滔滔不绝。我的人文素养是比不过这位教授的。我知道的是他身为犹太人，几年来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而身为游击队长，他的组织直到危及德军战略供给线时才被迅速批捕。
“我们一直在避免将您投入牢狱，但您却采用恐怖手段攻击战场外的军人。您所谓的人本主义，就是违背骑士精神的暴力？”
“那么您的正义呢！用毒气虐杀犹太人，迫害不同政见者，使欧洲陷入战争？！”他猛然站了起来，膝盖处破了洞的裤子里露出模糊的血色，使他接下来的话有了殉道者的意味，“我留在这里，就是要把魔鬼送回属于他的地方。”
由于纳粹政府的犹太政策，而对德国军人进行恐怖袭击，这和由于罗斯柴尔德之流的犹太富商带来的经济萧条，而屠杀东南欧的贫苦犹太人，二者的逻辑有何不同？我沉默地与他对视。如果自由都无法利诱一个人，使他交代罪行的办法便只有拷打。
“请坐吧，”我对他说，“您的腿不适宜站立，我敬佩您不假思索的理想主义。”
我的朋友两手交叠在方向盘上，沉默不语。法国抵抗者里昂总部在1944年春被破获，其魁首马克·布洛赫成为殉道者。他写有一部享誉学界的《封建社会》，但有的人无法在书斋和外部世界里同时保持睿智。
“你杀了他。”
是的。当时我想看看这位人文主义者对我这个德匪有多大的仇恨。“如果您出狱后仍然要对德军进行恐怖袭击，不妨先在这里表个态。”我这样说，把配枪交给他，他焦灼的眼睛里涌起震惊和愤怒，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我生于法兰西，啜饮于她的文化长河，她的过往铭刻在我的生命里，只在这片土地上我能够自由呼吸。”
他用祷告似的语调说完上述一番话，然后涌起不可遏止的愤怒，向我扣下扳机。
但是，我藏在袖中的另一把枪已经打在他的膝盖上。
我不与他争论历史哲学，他却试图和我比试枪法。于是“危险的敌对者”布洛赫教授被转交回盖世太保审讯，他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年死在里昂郊区的荒地上，后颈开枪是德国人的行刑方式。
“现在你想和我说些什么？”我看着眼前衰草起伏的荒地，我的朋友的面容疲惫。布洛赫是他所尊敬的师友，因为相似的主张而成为地下抵抗阵线的伙伴。
但他遏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们都是欧洲人，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
此刻我明白的却是布洛赫教授的遗言，切换字句后恰如其分。我生于德意志，他的尊严践行在我的生命里，只在这片土地上，我能够自由呼吸。我对他说，现在我的枪也在你手里，你可以选择开枪或放我走，但我拒绝你的任何要求，说罢拉开车门向荒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