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一我不知道逻辑为何该死，其二我猜不出我和这个未谋面的长官哪里合适。
但是希姆莱笑得像一尊喜剧木偶，“您也许听说过，安全局在招一批文职官员，我了解您，您很有保安意识！”
他那个瞟着一双大眼睛的副官咽了咽口水，强装严肃地低声说，“是安保意识，领袖先生。”这兔崽子是我的军校校友，在警卫旗一起当排长，修理过新兵，又一起挨过训。现在他站在希姆莱身后对我一顿坏笑。“海因茨·保安”这个绰号很快会从他这里传遍利希特菲尔德了。
“总之，您在维也纳的刑警方面立过功，可以看出您很善于甄别潜在的敌人。我相信您一定会在柏林的警察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希姆莱透露道，鲜花战争中我截获的那批国际刑警协会的机密文件，已经被帝国安全局证明具有重要价值。他沉浸在自己关怀后辈的幻想里，眼镜片反着光，遮盖了他期待我为此表示高兴的眼神。
那到底是个什么机构？柏林保安大队？专管抓小偷？我很想问问他把我调离警卫旗的真正原因。那是元首的卫队，虽然它的平民色彩使它并不倚重学识，但一群年轻人在同样的激情下汇聚一堂，兄弟般的情谊足以让人付出青春。我多么不想离开它！
“我还能上前线吗？”我用最大的克制使自己不至显得在冒犯上级。
但是第二天我仍然只得摘下象征精锐部队的LSSAH肩章，去负责“帝国的安全”。你能违抗的东西最终绕个圈子，回来绊你一脚。你所遇到、撞破或绕开的那些障碍，最终描绘出国家的轮廓。
1946年9月1日
【编者注】
历史学家评价古人功过时，总以为古人也像他们这些后来人那样能够洞悉全局。这缺乏常识的想法何以到处发酵？因为只要承认冢中人并非全知，对功过的评价就变得无比复杂，超出了书生们的才具。
何况社会是在恒河沙数的人类个体中运转的，正如北大西洋的飓风可能发端于南美洲一只蝴蝶的翅膀，该不该追究这只蝴蝶的责任呢。
作为一个战后大学扩招的潮流中在拥挤的宿舍和占不到位子的图书馆之间摆渡的“知识分子”，我的老师每每教导我，要和我的每个阿姨的儿子一起去向那些退伍军人、寡妇孤儿、破产工商业主传播正义。要捂上他们的耳朵，好让这些真正经历过战争和极权的人们听从我们这些当时还在学步的小家伙，还有我们来自西方净土的老师的宣讲：
鲜花战争是一场假象。在这之前纳粹刺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对其他内阁成员发出恐吓，并对与奥地利结盟的意大利等国家实行收买政策，使其倒向德国。这些不可至于阳光下的阴谋才是奥地利失去领土独立的原因，国防军入驻的光辉事迹只是掩盖了这些真正原因，才呈现出奥地利自愿加入德国的假象。
这是课本的内容，不过我能够保证，刺杀和恐吓都真有其事。但事实的一部分是否能替代另一部分的事实？
我更情愿去思考那个时代某些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对外族的态度，以加兰先生的利奥波德城枪击案为例。“世界上任何种群的孩子都有明亮光洁的双眼，任何民族的家庭也都一般无二的温馨。”这句话出自一个隶属于种族主义的党卫队的人笔下，令人毛骨悚然。
是魔鬼，还是魔鬼的替身？从纽伦堡的法学家到联邦德国的大学教授，人们在各自的领域思考大屠杀何以实现。有人诉诸体制，有人诉诸现代性，也有人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发掘欲加之罪，死者已经长眠二十年，定论却遥遥无期。
事情总是一些人在做，而另一些人默许。当加兰先生持枪在犹太教堂门前片刻停留时，他仍然尊重着他们的异教信仰，但下一刻这种潜意识里的尊重就被关于国家的宏大话语淹没，死亡也无法打破这样的冷漠。
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我问道，“如果当时被射杀的是德意志人？”
“你见过车祸现场吗？”他说，“那么你会明白，横死的陌生人也足以让你发自肺腑地难受。”
“但也许不会让你痛哭？”
“你为民主德国死于饥荒的人哭过吗，他们可也是德国人。”
和一个比我年长一辈，又亲身陷入过世界的复杂性的人辩论是不明智的。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我把一饼磁带放进录音机，一段小语种的新闻播报匀速播放出来。它的声调在句末总是滑行向上，句子很长而单词紧凑，每念一句都要深吸一口气。
“你觉得这是哪种语言？”
“难道不是德国的某个方言？”他皱起眉头仔细分辨着，“有一些单词是德语的，每句都有。”
“意第绪语。”我看着他惊愕的样子，击败父亲总是一件快乐的事，“你在利奥波德城听到的也是这种语言。你当时没留意？”
他沉默了下来，把磁带又听了一遍，然后承认道，“它确实非常像德语，而不是像别的语言。”
“据说一般德国人只要连续听三个月，就能听懂意第绪语。这段时间还不够学会法语呢。”
他陷入更长的沉默当中，而我简直得意忘形。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否重新思考犹太人和德意志人的族源关系，不过所有主流的语言学家都倾力否认意第绪语和德语是近亲，反而将之与斯拉夫语联系在一起。不料，一位前党卫队成员撕破了这件皇帝的新衣。
07.心理医生
【原文】
被宣判死刑后的某一天，两位黑头发的心理医生造访了我。他们自称是纽伦堡特遣的，这个来头让我受宠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