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海里想象着三呆子携带电台从废弃的更衣间逃走的路线，在我倒地很久之后我竟然感觉不到疼。走廊内红色的地毯上流淌着我的红色的血，我躺着的视野内李小姐倾斜的脚步迅速而无声的离开，她的刀还c-h-a在我的肚子上。
当疼痛闪电般劈中我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呼救的力气。我想可能我根本没有交代给李小姐让她对我手下留情，把刀c-h-a在不伤及内脏的位置，也可能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是希望她一刀刺中我的要害，因为那样的疼痛才能盖过我内心的沮丧。
不知道我在地上躺了多久，我听着舞池中乐队演奏的小夜曲失去了知觉，再次醒过来是在急救室，我躺在被血洇s-hi了的床单上，被几个人合力抬上了手术台。医生拔刀的时候我好像是看见了彩虹，满屋都是眩目的光，我以为我要死了，可是很快就听见医生和护士对话，护士问打几针麻醉剂，医生说这样的深度昏迷，什么疼痛都不会感觉到的，先不要打了。
后来我睡过去了，不知道是否给我打了麻醉针。我梦见队长坐在我的床边，握着我的手给我擦冷汗，他又像从前一样丰姿不凡了，穿着那身白西装，他说如果不是他将我带入上海站的大门，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说不出话来，只好听他不停的唠叨，后来我又梦见了齐桓和吴哲，还有高城和他那三个下落不明的兵，甚至还有原来的站长铁路，就是没有梦见三呆子。
再次醒来据说已经是三天以后，情报处处长亲自来看我，我跟他编了一套谎话，他居然就信了，后来才听医生说，那一刀c-h-a得很深，伤到了肝脾，我差一点就没命了，因此才能令他忘记对我的怀疑。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本就是沿着生死边缘走过来的，这样的代价还是出得起的？
不管怎么样，我都顺利过关。在医院养伤的日子里，那位李小姐还冒险来过一次，当然她并不是来探望我，只是来找人希望为她口中的“解放区”买点药。虽然她经过精心的乔装，我还是能认出她来，但我没有抓她的打算，只想问问那个呆子现在怎么样了。
她警觉万分可还是说了实话，说许三多已经撤离国统区前往解放区，一路上都要打听上海这边的情形，显然是不放心我，那天听说我被刺伤后，抱着他的宝贝电台差点把电子部件短路哭得短路。
我叫她去我家的阁楼上，取那一小瓶多年以前我偷偷留下的盘尼西林。算是她姐姐留给她的，也算是我最后一件能给三呆子的东西。
我不太懂医药，不知道时隔多年盘尼西林是不是会过期失效，可我很肯定那小小的玻璃瓶一定会从她手上辗转千山万水，到达三呆子手上。她临走时交给我一块银元，我认出那是我在仙乐都夜总会第一次挣的，那一天我塞给他两块，后来他一直没舍得花，缝进棉袄的夹层里。
三呆子让她带话给我，要是想他了，或是不想干了，可以拿着银元去解放区找他，我知道这是他那个脑袋瓜里能想到的最高明的计谋，并且我也差点上当了。
我党的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在全中国的统治也已经岌岌可危，民怨沸腾，通货膨胀让人无法糊口，保密局上下风传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要退守台湾，因此所有人都在挖空心思给自己找后路。
农历新年前后，先后有几批人搭乘开往台湾的军舰离开上海，我明白如果我转身投向三呆子的解放区是会受到礼遇的，毕竟我拯救过他和李小姐，还有那部珍贵的电台和一套密码本，然而我无法想象那以后的生活，背叛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上了一条船，就只能和它一起沉没，我从哪个土坑里生了根，就将注定在哪个土坑里朽烂。
于是我收下了银元，送走了李小姐。
后来的事情大概在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课本中都会写到，只是共产党和我党的编委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和口气来书写。
本来情报处处长建议让我留下潜伏起来，但是后来我被李小姐刺杀，身份暴露，已经失去了价值。加上我和保密局一位女长官的关系很好，她将我的名字写进赴台的人员名单，于是我获得了昆仑号船舱内的一个位置。
到台湾后没多久，便发生了一次席卷党内外的大清洗，几千潜伏于我党内部的共产党的地下分子们被查处枪决，那一段日子台北的马场町刑场内总能听到枪声。据说掩埋血迹的土竟然堆成了一座小山。
和共产党有丝缕联系的人也全都受到隔离审查，我自然也不例外，并且因为我和三呆子的特殊关系，还被抓进牢里关了三年。这三年期间我被无数次的要求写下坦白书，然而我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坦白，除了我曾经私自放走三呆子和李小姐之外，连我们俩在上海那件阁楼小屋里的所有家私都交代无遗。
最终我的罪名还是没能成立，在军事法庭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和共产党勾结，于是我终获自由。
出狱那天我惊讶的看见来接我的居然是最早的老上级，原上海站站长铁路，此时他已经是国民政府一名要员。我恍惚着跟他在距离监狱不远处的一家小酒馆吃了顿饭，他叹息着说看见我就想起自己的得意门生袁朗，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在恢复军职后到他身边工作。
我拒绝了这个诱人的邀请，那身大概只穿过一次的军装对于我来说，还不如那枚从死去的前任胡杨那里继承来的领带夹意义重大。我曾经天真的认为出人头地是这一辈子最高的追求，然而多年的特工生涯让我改变了很多当初的想法，我们无力改变很多东西，不说大的，光说小的，即便是自己明天能否继续穿着衣服走出家门也是不由自主的，于是，很多梦想和期待都变成了很久以前的玩笑。
吃过那顿饭我和铁路分手，独自一人去了基隆，并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给当地一家小照相馆老板当学徒。后来我娶了他的女儿，并生下一个女儿。
工作之余我最喜欢站在山坡上眺望远方的大海，基隆港是距离大陆最近的港口，我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看见从上海开来的船，尽管船上可能没有我想见的人，也可以让我闻一闻那种熟悉的味道。
这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后来我的女儿生了儿子，我有了外孙。当他凭着俊朗的外貌和美妙的歌喉成为岛内外闻名的歌星后，他的歌迷们就连他外公的这个小小喜好也打听到了，并且流传开来。曾经有电视台的记者们拖着笨拙的摄影机来搞采访，我很有些恶作剧的与他们捉迷藏，藏在某一丛树后面或是坐在某一块巨石下就是让他们找不到。家里人都为了那小子的成就而骄傲，在他开演唱会时都去捧场。我从来不稀罕那些声光电彩的玩意儿，因为和上海滩的血雨腥风比起来，和蔡公馆那惊天动地的爆炸比起来，和四行仓库日夜不息的枪火比起来，一切现代技术制造出来的光影都不足以撼动人心。
后来我终于有了求到外孙的时候，因为他获得了出访大陆的机会，在那里他要进行好几场演出，要访问好几个城市，其中就有上海。
我的探亲申请没有被批准，于是只好托付臭小子如果有机会，就替我在那边寻找一个人。我把那块银元交给他，告诉他如果不能找到人，也要让那两块银元合在一处。也许我等不到可以重回故土的那一天了，于是，那就相当于我们又能团聚。
演出代表团的飞机起飞的那一天，我又站在基隆港附近的山坡上眺望大海，这一次，远方似乎真的有一艘船开来，带着我曾经熟悉的味道。
【番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