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亚历克斯的去向，我问了我能想起来的所有人，他们都惊讶于我居然不知道。我重访了我们以前一起去过的所有地方，餐厅，书店，理发店，四十分钟车程外的俱乐部，还有一家卖手工木雕玩具的店，然后回杜松街等了一天，甚至突发奇想打电话给圣马洛的小旅馆，不，卢瓦索先生不在那里。”
“亚历克斯没有带走他的打字机和稿子，我待在家里，一张接一张地读他的故事，所有故事都是破碎的，充满了没有头尾的对话和缺乏上下文的情景，一个小男孩沿着河岸奔跑，踩到埋在淤泥里的一个生锈鱼钩，下一页是一艘荷兰炮舰向英国殖民者控制的深水港开火，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穿过烈焰熊熊的街道，寻找一枚丢失的鱼钩。我在所有这些一闪而过的片段里看见了他的父母，乔治，玛莎，失踪已久的莱尔，还有我。就像对待他自己一样，他也把我们打碎了，重新塑造成形，以便从这些没有规律的混乱生命里创造规律。这是亚历克斯理解世界的方式。”
“写字台上摆着一本再版的《埃格尼斯的风筝》，牛皮纸拆了一半，我拆掉剩下的，把书拿出来。西蒙斯小姐的c-h-a图里有沉默地聚集在边角的乌鸦和瘦长的、看起来很忧伤的骷髅，我大概能明白亚历克斯为什么喜欢她的解读。邮包下面还有另一份手稿，不厚，十来页，装订整齐，页边有亚历克斯的笔迹，这一定是他目前最看重的故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把稿子安排得这么有条理。是的，里弗斯先生，你猜到了，那就是《永恒夏天》的Cao稿，只是那时候它还不叫这个名字，题目就是简单的《夏天》。我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开头第一句就是‘哈利·普鲁登斯的生命开始于一条仿佛没有尽头碎石路’。我的手开始发抖，不得不坐下来，才能读完这尚未完工的十几页。之后我把稿子放回原处，到浴室去洗了洗脸。”
普鲁登斯叹了口气。
“我不能无限期地留在牛津，主编很有耐心，但这个耐心是有限度的。我不能再推迟了，必须返回波恩。抱着渺茫的希望，我最后去了‘海雀和三叉戟’，酒保说亚历克斯差不多有两个月没来过了。我问他是否可以在亚历克斯常去的桌子边坐一下，他说随便。我点了一杯黑啤酒，绕过楼梯，在对着小花园的窗户边坐下来。那是上午十一点多，学生们还没来，酒馆静悄悄的，不能相信我第一次来这里是五年前，感觉更像是昨天。”
“我把一个信封交给酒保，还给了他五英镑，请他要是看见亚历克斯，就把信交给他，里面是我在波恩、巴黎和日内瓦常住的酒店地址，还有主编的私人电话号码，亚历克斯可以通过他找到我，这是最快的方法了。保险起见，我在杜松街55号留了一封一模一样的信，也在俱乐部前台放了一封，玛莎也抄了一份地址，无论亚历克斯在哪里出现，都能拿到联系方式。”
“但他始终没有找我。彻底的静默。”
“我回到了波恩，我在那里的住处是一个光秃秃的小房间，十九平方米，只有一张床，一套桌椅和一个洗手台。不过我很少待在这个房间里，只要有可能，都留在报社里，那里总是有人和灯光，打字机和电话铃声让我感觉好受一些。”
“我决定留着杜松街的公寓，房东告诉我男爵已经不再支付房租账单了，于是我自己寄出了支票，那是1957年，里弗斯先生，一个记者的薪金并不丰厚。那一年圣诞节我又回到伦敦，发现亚历克斯已经把衣服、打字机和稿子取走了，我的东西也都打包好，存放在门房那里。门房看见我很高兴，把行李和好几个月的房租支票还给我，说卢瓦索先生十月份搬走了，通知房东不要兑现我的支票。我拖着箱子出去，站在路边发了一会呆，不知道该到哪里去。那天晚上我住在旅馆里，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去伦敦，把行李寄存在我久未见面的父亲家里，买了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渡轮票，又回到了波恩。有一段时间我也报复一般感到愤怒，仿佛亚历克斯欠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但最后这种愤懑也慢慢消散了，剩下一个弹坑一样的空洞。”
普鲁登斯和记者都看着炉火，沉默了一会。
“我以为这就是结尾了。但当然没有，这只是幕间休息，我和亚历克斯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部完。
Part III. Crepuscule
第22章
1960年冬，巴黎。
哈利已经迟到了，他走出报社时已经比预想之中晚了十分钟，因为忘了拿礼物，又不得不回去一次。稍早的时候下过小雪，被来往行人踩成泥水，又重新凝成一层脏污的薄冰，倒映出昏黄的路灯。车依旧横冲直撞，哈利已经来这里三个月了，还没有习惯巴黎人疯狂的驾驶习惯。他走下地铁站，冷风顺着长长的隧道冲上来，带着霉菌、陈腐积水、尿液和机油混合的气味。
他要去的小酒馆在圣多诺黑街附近的窄巷里，由酒窖改建而成，有弧形墙壁和可爱的拱形天花板，像一顶倒扣的砖红色帽子。装饰着冬青和银色缎带的楼梯向下通往一扇安装着方形彩色玻璃板的铁门，哈利在外面站了一两分钟，听着里面的喧哗，深吸了一口气，轻轻按下门把手。
他原本的打算是偷偷溜进去，趁乱融进人群里，但负责翻译的米涅小姐一眼就看见了他，大声宣布他的到来。所有视线都转到他身上，喝得半醉的记者们齐声大喊“普鲁登斯！”，一个高脚杯塞进他手里，人群像海上风暴一样把他卷了进去，酒洒出杯子，溅s-hi了哈利的衣袖，闻起来有强烈的姜汁和糖浆气味。
这个派对是报社为加洛瓦先生办的，他是《视点》巴黎分部的主编，今天退休了。在认识加洛瓦先生的三年里，哈利第一次见到他穿合身的西装，之前都是宽大得看不出线条的浅色衬衫，袖子沾着洗不掉的墨水渍，卷到手肘。用黑色软绳挂在脖子上的眼镜，加上凸出的肚子和标志x_ing的光头，加洛瓦主编看起来就像个漫画人物。他离职之后，原本负责东欧板块的施密特先生接替了主编职位，而哈利接替了施密特先生的工作，从明早开始就能搬出嘈杂的大办公室，转移到走廊另一头的私人办公室，不大，和一个衣柜差不多，但至少有一扇可以锁上的门，一扇俯瞰奥斯曼大道的雾蒙蒙的玻璃窗，一个摇摇晃晃的档案柜和一盆萎蔫的绿色观叶植物。
哈利依然不喜欢派对，他已经改良出一套应付聚会的本事：确保自己和所有熟人打过招呼，在人群中心待一会，然后逐渐退到墙边，向门口移动，最后——大概一个半到两小时之后——悄无声息地离开。此刻他就在着手实施这个计划，他把裹在淡紫色包装纸里的礼物交给加洛瓦先生，接受了对方的热情拥抱，交换了几句礼貌的废话，然后以拿香槟为由，一点点挪出人群，走到冷餐台边。
“我能看出来你又准备逃跑了。”
哈利笑了笑，把一杯香槟递给走到他身边的女士：“您为什么会这么想呢，米涅小姐？”
“经验。”
“经验有时候会欺骗我们。”
“当观察对象很容易预测的时候就不会。”米涅小姐略微侧过头，耳环在灯光下闪烁。她习惯和报社的雇员们说法语，但对着哈利的时候会说英语，带着一种难以辨别出处的口音，她的父亲是里昂人，母亲则是1910年代逃亡到巴黎的俄国人，因此这位记者不仅是俄语翻译，还是牵起报社和本地斯拉夫社群的一根线，“今晚有什么激动人心的计划吗，普鲁登斯先生？”
“恐怕最激动人心的计划就是这个派对了。”
米涅耸耸肩，抿了一口香槟，像哈利那样靠在冷餐台上，看着紧紧挤在这顶红砖帽子下的记者们，孤零零地放在小圆桌上的收音机大声播放着音乐，因为信号不稳定，时不时会发出刺耳的噪声，但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件事。
“听着。”俄语翻译对着香槟酒杯说，“明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准备一起吃饭，在我家里，我会准备木奉极了的炖r_ou_和酒，如果你想来的话，我们会很高兴的。”
比起派对，哈利更不擅长应付邀约，尤其是这种有言外之意的邀约。他喝了口酒，争取多几秒思考的时间。
“谢谢，米涅小姐。”他开口，“可惜明晚不行，有别的安排。”
对方冲他微笑，摇了摇头，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个回答，“希望下次你不会再有‘别的安排’，普鲁登斯先生。”她吻了吻哈利的脸颊，放下酒杯，把他留在冷餐台边，回到人群之中。
大约一小时四十分钟之后，哈利悄悄溜出那扇装着彩色玻璃的门，回到冷飕飕的街头，竖起衣领，向地铁站的方向走去。
路灯是唯一的光源，街道两边的房子都漆黑一片，临街的商店七个小时前就已经打烊。哈利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倒抽了一口气。一只老鼠贴着墙飞快地窜过路灯的光圈，钻进下水道，消失不见。一阵似有若无的乐声从不远处传来，像是幻觉。哈利不由得停住脚步，仔细聆听，确实是音乐声，钢琴，然后是轻轻的、来自许多个人的笑声。他循着声音拐进一条小巷，一家书店开着，灯光从橱窗和开着的门里流泻而出，像盏巨大的提灯一样照亮了s-hi漉漉的路面。现在哈利能听见清晰的说话声了，钢琴奏出一小段紧张的旋律。出于好奇，又或者是对光线和暖意的本能渴望，哈利向那边走去。
书店名叫soulignage，下划线。狭小的店堂里摆满了高矮不同的椅子，面对着由木箱和桌布组成的临时舞台，都坐满了，不少人站着。哈利进去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也没有人转过头来看他一眼。钢琴摆在“舞台”的左后方，旁边是一个穿着棕色毛呢外套的男人，正高谈阔论，哈利的法语不够好，只能抓到“西奈半岛”、“运河”和“以色列”这几个零碎的单词，猜想那人是在谈论苏伊士危机。哈利正好赶上的是演讲的尾声，没过几分钟演讲者就宣布这是他今晚想分享的全部内容，问听众有没有问题。一场小型辩论就此开启，站在哈利旁边的一个学生模样的红发男人非常激动，和穿毛呢外套的演讲者来来回回争辩了超过五分钟，一度还从书架上找出了世界地图，指着涂成淡绿色的埃及，试图说服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