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_莫言【完结】(11)

2019-02-16  作者|标签:莫言



我已经粗略地向大家介绍了这群身怀绝技的右派的情况,接下来就该说我们朱总人的故事了。与那些省里来的右派相比,他没有那些显赫的头衔,既不是专家,更不是教授,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富农的儿子,解放前好象是跟着打学生成瘾的范二先生上过几天私塾,上私塾时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天分。我六叔跟他在私塾时同过学,说起朱总人,我六叔说:他小时候比我笨多了,背书背不出,被范二先生用戒尺将两只手打得像小蛤蟆一样,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但他特别调皮捣蛋,有许多鬼点子,他曾经将野兔子屎搓碎了掺到范二先生的烟荷包里,让范二先生抽烟之后打嗝不止。他还在范二先生的夜壶里放过青蛙,把倒夜壶的师娘吓了个半死。当然,他的这些恶作剧都受到了先生严厉的惩罚。他现在这样聪明,我六叔说,一定是在东北吃了那种聪明草做成的聪明药丸子。与那些省城的右派相比,朱总人的身材相貌更是铁丝捆豆腐不能提了。省城的右派,女的像唱戏的蒋桂英、学外文的陈百灵,那简直就是九天仙女下凡尘,村子里的那些老光棍编成诗歌传唱:‘蒋桂英拉泡屎,光棍子离地挖三尺;陈白灵撒泡尿,小青年十里能闻到。’男的里边,跳高运动员焦挺,话剧演员宋朝,都是腰板笔直、小脸雪白,让村子里那些娘们见了挪不动腿的好宝贝。三四十岁的老娘们想把他们抱在怀里,二十来岁的大闺女想让他们把自己抱在怀里。省城右派里最丑的是那个三角眼作家,最丑的作家也比朱总人好看。作家脸不好看,但身体很壮,要不也不敢见了女人楞从火车上往下跳。朱总人是一个驼背,好象偷了人家一口锅整年背着。他的背是怎么驼的,有好几种说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他在大兴安岭当盲流时,在山里抬大木头,碰上个河南坏种,给他吃了一个哑巴亏,伤了他的脊梁骨,从此就驼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去偷人家的老婆,被人家发现,人慌无智,狗急跳墙,摔坏了脊梁骨,从此就驼了。我相信前一种说法而坚决否定后一种说法,因为朱老师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希望他抬大木头伤了腰,这样比较悲壮,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英雄气慨,比搞破鞋伤了腰光彩。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红松大木,比人还要粗,长达数十米,重达两千斤,八个人,四根杠子,喊着号子抬起来,听着号子,颤颤抖抖地往前走:嗨哟___嗨哟___嗨哟___林间小道上尽是腐枝败叶,一脚下去,水就渗了出来。嗨哟___嗨哟___嗨哟____松鼠在树上吱吱叫着追逐蹿跳,飞龙咯咯叫着,展开像扇子样的花尾巴,从大树冠中滑翔到灌木丛里。这时,与他同抬一根杠子的河南坏种小花虎突然将杠子扔了,他猝不及防,身体晃了几晃,腰杆子发出了一声脆响,然后就趴在了地上,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的像青杨树一样挺拔的腰从此就弯了,他的像铁板一样平展的背从此就驼了,一个好小伙子就这样废了。当然,如果他不遭这一劫,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那时候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大羊栏小学都要搞一次运动会。起初这个运动会就是学生们跑跑跳跳,打打篮球扔扔手榴弹什么的,一上午就结束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学生的运动会变成了老师的运动会,老师的运动会把农场的右派也吸收进来了。这一下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节运动会名气就大了,很快就名扬全县、全区、半个省。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了一篇《记一次跳高比赛》,这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画了许多圈,点了许多点,这就叫做可圈可点。他还用红笔写了二百多字的批语,什么‘语言通顺’啦,‘描写生动’啦,‘层次分明’啦,‘重点突出’啦,‘继续努力’啦,‘不要骄傲’啦,等等。后来我的语文老师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右派一组的中文系教授老单看,老单看了说,一个十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老单是全中国有名的文学史专家,连李白的姥姥家姓什么他都知道,能得到他的夸奖,就跟得到了郭沫若的夸奖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老师得寸进尺,又无耻地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省报总编辑李镇看。李镇用一分钟就把文章看完了,然后摸出一支像火棍的黑杆钢笔,连钩带划,把原长一千字的《记一次跳高比赛》砍削成五十个字,说:就这样寄出去吧,没准能发表。我们老师非要他给写一封推荐信,他实在顶不住粘糊,就写了一百多个字,给省报的编辑。我和老师欢天喜地的把稿子寄出去,然后就天天盼省报,几天后文章果然发了。这一下子我有了名,我们老师有了名,我们学校有了名,我们学校的五一运动会更是大大有了名。第二年,全县教师运动会就挪到我们学校召开了。第三年,周围几个县的学校也组织体育教师来观摩。当时的县革委主任高风同志原先是八一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因为腿伤,退役下到我们这里来的。该同志爱体育,懂体育,一进体育场就热血沸腾,一看见跳高架子就眼泪汪汪。他亲临我校参加了一届运动会,参观了比赛,兴奋得不亦乐乎。他还在百忙当中接见了我,用他的大巴掌拍着我的头说:“小家伙,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不错,继续努力,长大后争取当个记者。”他从胸前的口袋里里摸出一支博士牌钢笔,送给我以资鼓励。激动得我尿了一裤子。开完运动会,他没有回县,直接去了农场,与场领导密谋了许久。回去后,他就拨来了十万元钱,让我们学校增添体育器材,修建比赛场地。所有的技术问题,由农场的右派解决;所有的力气活,由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子的老百姓来gān。出这样的力,我爹他们都感到高兴,感到光荣。那时候的十万元人民币,在老百姓心目中,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私下里说,这么多钱,怎么能点得清楚?马上就有人回答,有老富呢,怕什么?十万元,人家老富用脚丫子就拨拉清了,那还用得着手!

我写《记一次跳高比赛》时,学校的操场地面坑坑洼洼,没有垫炉渣,更没有铺沙子。那时是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那时根本没有跳高垫子,别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在操场边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坑里垫上一层沙土,运动员翻过横竿就落在沙坑里,跌得呱呱地叫唤。跳高架子是我爹做的,我爹是个劈柴木匠,活儿粗,但是快。弄两根方木棍子,用刨子刨刨,下边钉上几条腿,棍上按高度钉上铁钉子,往沙坑旁边一摆,中间横放上一根细竹竿,这就齐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王老师,中师毕业,也是个小右派,手提帽,我们全校的体育课都归他上。他个子不高,身体特结实,整天蹦蹦跳跳,像个兔子似的。我们写诗歌赞美他:“王小涛,粘豆包,一拍一打一蹦高!”我爹说,你们这些熊孩子净瞎编,皮球一拍一打一蹦高,粘豆包怎么能蹦高?一拍一打一团糕还差不多。王小涛跑得很快,尽管他的速度不能与省里的右派张电相比,但与我们村里的青年相比,他就算飞毛腿了。县里拨款给我们学校修建体育场地,校长与农场场长商量后决定建一座观礼台,好让高主任等领导站在上边讲话、看景。为此,学校派人去县城买了一汽车木头。汽车拉来木头那天,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村里的人除了高中生雷皮宝之外,谁见过汽车呀,可汽车拖着几百根木头轰轰烈烈地开进了我们村。大家伙把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摸车鼻子,有的摸车眼,把司机弄得很紧张。校长和场长带着一群右派过来,好说歹说才把我们劝退。右派们爬上车去卸木头,村里的大人们也主动上前去帮忙。木头卸在操场边上,汽车就跑走了。我们跟着汽车跑,心里感到很难过。汽车的影子没有了,汽车卷起的huáng烟也消散了,我们还站在那里。我们眼泪汪汪,心中怅然若失。那些木头堆放在操场边上,一根压着一根,码得很整齐。我爹抚摸着木头,两眼放着光说:“好木头,真是好木头,都是正宗的长白山红松。”他从木头上抠下一砣松油,放到鼻子下边嗅嗅,说:“这木头,做成棺材埋在地下,一百年也不会烂;做成门窗,任凭风chuī雨打,一百年也不会变形。”众人都围在木头边上,嗅着浓浓的松油香,听我爹发表关于木头的演说。我爹是说者无意,但有人却听者有心。这个有心的人名叫郭元,是个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的青年。当天夜里,他就偷偷地溜到操场边上,扛起一根松木。

郭元扛起木头,歪歪扭扭地走了十几步,就听到一个人大喊一声:有贼!郭元扔下木头,撒腿就跑。后边的人紧紧追赶。郭元个子很高,双腿很长,从小就有善奔的美名,加上作贼心虚,奔跑的速度很快,简直就像一匹野马,如果是村里人,休想追得上他。但该他倒霉,后边追他的,是我们的小王老师和右派张电、李铁。他们三个追逐着郭元在操场上转圈,如果是白天看,那根本就是赛跑,谁也不会认为是抓小偷。追了几圈后,李铁在郭元的脚后跟上踢了一脚,郭元惨叫了一声,一个狗抢屎就趴在了地上。李铁穿着一双钉鞋,这一脚几乎把郭元给废了。他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把郭元拖起来。小王老师划了根火柴,火光照亮了郭元的脸。“郭元,怎么会是你!”小王老师惊叫着。郭元满嘴是血,羞愧地喃喃着。他的两颗门牙没了,嘴巴成了一个血dòng。小王老师慌忙划着火低头给郭元找牙,发现那两颗牙已经镶在了坚硬的地面上。郭元是小王老师的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传说中的飞檐走壁技艺,好得就差结拜兄弟了。郭元低着头,呜呜噜噜地说:“没脸见人啦……没脸见人啦……”小王老师问:“你这家伙,扛根木头gān什么?”郭元道:“想给俺娘做口棺材……”李铁与张电见此情况,就说:“你走吧,我们什么也没看到。”郭元一瘸一拐地走了。三个人把那根红松木抬回到木头垛上,累得气喘嘘嘘。黑暗中,张电说:‘这伙计,太可惜了,如果让我训练他三个月,我敢保证他打破省万米纪录。”李铁对小王老师说:“早知道是你的朋友,我何必踢他那一脚?”小王老师说:“你们太客气了,这事谁也不怨,就怨他自己,我们放了他一马,已经对起他了,否则,他很可能要去蹲监狱的。”

第二天,郭元就从我们村子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生产队长到他家去找他,问他母亲,问他弟弟,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一转眼过了十年,当我们把他忘记了时,当我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一个青年时,郭元背着一条叠成方块的灰线毯子回来了。问他这十年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到大兴安岭去了。问他在大兴安岭gān什么,他说抬木头,抬那些流着松油的红松木。他因为扛一根不该扛的红松木亡命大兴安岭,付出了抬十年红松木的沉重代价。我成了他的好朋友,每逢老天下雨不能出工时,就到他家去听他说那些稀奇古怪的关于大兴安岭的故事。我发现,他这十年,学到了许多呆在我们村子里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可以说他是因祸得福。他的脖子后也鼓起了一个大包,自己说是让大木头压的。由此我更相信,朱总人老师的罗锅子的确不是搞破鞋跳墙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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