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操着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会忍心让她听见我的呻吟。
——陈冲《九十年代散文选》
母亲如今还常是隐隐内疚：让八岁的陈冲照管她们兄妹的生活。自然是不得已的，但凡有一点办法，当妈妈的也不忍心撇下十岁的陈川和仅仅八岁的陈冲。
先是保姆被辞退。在那个到处“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雇保姆几乎是桩罪过。自外公去世，陈冲的家长但求最不引人注目地生活下去。
紧接着，外婆史伊凡随她单位的“五七”gān校离开了上海。一去几百里。
然后轮上了在医学院执教的陈星荣夫妇。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毫无选择的。
母亲把孩子们叫到面前，留下生活费和许许多多叮嘱——煤气要这样开，电插头是那样的用法，米饭该煮多久，面条什么样叫熟了。教诲、示范，眼里仍是浓重的焦灼与不忍。
八岁的陈冲懂得妈妈的眼神，她把握十足地说：“我会的！我知道怎么烧饭。你们放心走好了！”
父母是在bào烈的太阳中被大卡车载走的。一卡车的人在锣鼓声中大声唱歌。唱得很齐，听上去快乐、劲头十足，像是一车成年人要去过少先队的夏令营。而每人的眼神却告诉了他们真实心情。没一个父亲或母亲不焦虑，不心碎——就这样撇下了还未成年的孩子。而谁家的孩子，都不像陈冲兄妹这样年幼。
陈冲开始管理柴米油盐了。几天后，哥哥陈川便开始嚷：“我不要天天吃冰棍，我要吃饭！”
妹妹感到奇怪：这么热的天，还有比冰棍更好吃的饭？她不理睬哥哥的抗议、埋怨，每天照样用一只广口保温瓶从街口拎回满满一瓶冰棍。一个月的柴米油盐钱开销在冰棍上，半个月便完了。八岁的小管家意识到长此以往是不行的。
饭是做了，竟也做得颇像样。陈冲连学带发明，有了一套自己的食谱。“面拖带鱼”是她那套食谱中的高档菜，陈川看见这道菜便摩拳擦掌：“今天菜好嘛，有面拖带鱼！”
提了筷子便朝顶肥厚一块叉去。一口咬下来，陈川瞅一眼“带鱼”，脸困惑了。
“没鱼呀！全是面啊！”他说。
妹妹说：“再咬两口，就有鱼了！”
陈川咬到最后，出来小极了的鱼尾巴。
陈冲笑起来．说：“谁让你贪，拣大块的！大块的是我骗骗你的！”
无论如何，哥哥还是得让妹妹把家当下去。因为妹妹毕竟是能gān的，刚qiáng的，爱负责任的。她会很早起chuáng，提篮子去菜场，在饶舌的妇人中挤出了位置。陈川在这方面自愧不如。
既是妹妹当家，就得服妹妹管。陈冲做好晚饭，一脸一头的汗扒到窗台上喊：“哥哥，回来！”
陈川便知道开晚饭了。玩得又累又饿的他立刻往楼上跑，玩热时脱下的衣服全扔在地上，也忘了捡。妹妹总是奔下楼，一件件替他捡回来。
小兄妹就这样生活着，不断写信告诉在远方牵肠挂肚的父母：“我们一切都好。”
信上从不写他们如何在夜晚想念外婆，想念父母而掉泪。也不写他们惟一的安慰是那只饼gān瓶——陈冲把它放在枕边，常是嚼着糖、饼gān，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连陈川发生那么大的事故，他们都瞒住了父母。陈川是少年体校的划船运动员，一天，他结束训练回到家，告诉陈冲他的胳膊疼极了。
陈冲检查了伤处，并不见伤口，只是一大块血肿。她的诊断是“问题不大”。
陈川说：“怎么会这么痛？”
陈冲想一会儿，跑到一家药房，买了一瓶“补血糖浆”，气喘吁吁跑回来，督促哥哥把它喝下去，她很有经验似的把道理讲给哥哥：“你看，你这里是内出血，所以我要给你好好地补血！”
哥哥听信了妹妹——因为实在没其他人可听信，便把糖浆喝了下去。
陈冲又翻抽屉，找出所有的肉票，决定全把它们用了，给陈川大补一场。糖浆和肉都补了进去，陈川的疼痛却有增无减，血肿也愈发可怕。
陈冲听见陈川夜里痛得直哭，也开始慌了。她找来一位邻居，那邻居一看便说：“很可能是骨折。”
医生的诊断果然是骨折。
医生看着这个把哥哥送来就诊的小姑娘，问：“你几岁了？¨
陈冲说：“九岁。”
医生对着消瘦的小兄妹瞪大了眼，又问：“你们家大人呢？”
陈冲答道：“五七gān校。”
医生再次看看他俩，他们不仅瘦，而且面色黑huáng，“那谁照看你俩的生活呢？”
陈冲说：“我。”
医生这一惊吃得可不小。不知该说什么，并且也明白说什么都不该。说“五七gān校”胡闹、无人道、连个成年人都不允许留下，当然不可以。滥发同情、滥发批评都是要触犯某种“网”和“线”的。那么说孩子们的父母太忍心，太不负责？更不能。任何家长撇下自己的孩子都是出于绝对的无奈。
医生苦笑，叹气，替陈川打上了石膏。
陈川不再去少年体校锻炼了。陈冲留意哥哥脸上的yīn沉，她懂得这次不是因为疼痛。她知道哥哥心情不好的原因。
“哥哥，要是你不去锻炼，会被淘汰的，是吧？”
陈川不吱声。他一向比妹妹话少。
“淘汰是件很可怕的事。”陈冲又说。
少年体校也好，少年宫绘画组也好，对少年们都是一种保障——将来可以凭一技之长不下农村。陈川迷恋画画，他可以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西郊公园去画动物写生。而参加少体校的划船队，却不完全出于兴趣。是为了那个保障——假如他能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插队落户就可被免除了。
陈冲完全懂此刻的陈川。她说：“一定不能让他们淘汰你——你应该坚持锻炼！要我是你，我肯定照样去锻炼，肯定不让他们淘汰我！”
陈川知道妹妹的好qiáng和倔qiáng，“淘汰”这样的字眼她绝不可能接受。然而带伤锻炼是困难而疼痛的，陈川咬牙坚持。他不想让妹妹失望。
母亲从gān校回来时，兄妹二人都明显地瘦了许多。陈川的胳膊尚打着石膏，陈冲的满嘴牙齿化脓，腮上一边鼓一个大包。
母亲心疼得泪汪汪。
听说陈川骨折后仍在妹妹怂恿下天天去体校锻炼，母亲吓坏了，斥责陈冲“瞎做主张”、“出馊主意”。她马上把陈川领到医院，而那位骨科大夫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全长好了！幸亏你坚持活动。”
母亲意外极了。
陈冲的牙病却很费了一番周折。牙周的脓肿已相当严重。牙科大夫摇着头：“哎呀小姑娘，怎么可以嘴里嚼着饼gān就睡觉了呢？……”
母亲不语，满心疚痛。兄妹俩人的信上从未提过他们吃的这些苦。九岁当家的女儿从未抱怨过一句日子的艰难与孤单，这么个懂事、刚qiáng、从不怨艾的小女儿。
母亲守在牙医的椅子边。陈冲一声不吭，疼得厉害时只是将身体耸一耸，偷觑一眼母亲。
母亲的疚痛还因为她能给孩子们的实在太少。她和丈夫的工资都不高（医学院教师都属于中薪阶级），家里被一次次洗劫后，生活水准更是逐渐下降。她也常想为女儿添置些衣服——毕竟是个女孩子，并是个长相那么可爱的女孩子，但她不得不打消念头。有次她为陈川买了套新衣，是套草绿的仿军装：陈川把它穿上身时，陈冲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哥哥，神色有嫉妒，有委屈，更多的是对顿时神气起来的哥哥的欣赏。
妈妈注意到女儿，轻声对她说：“等哥哥穿不下了，就是你的了。”
陈冲马上笑了。似乎她已有了预定的所有权。从此她便盯上了陈川，见他弄脏了膝盖和袖口，她会心疼地叮嘱：“你穿得小心些呀！别把它穿脏了呀！”
有时陈川和男孩子们去玩球，或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陈冲会对哥哥嚷：“今天你不用穿这么新的衣服！你穿那套旧的吧！不然钩破了怎么办？”
还有些时候陈冲嫌哥哥长得不够快，生怕这套军装不等他穿小就被他穿坏了。
母亲在这种时候总是边笑边感到心里不是味。
还记得那些个冬天的早晨。陈冲不肯起chuáng，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还没决定穿哪件衣服去上学。”
母亲被她弄得哭笑不得，说：“你一共只有两件衣裳！”
陈冲便躺在那里自语：“军装、小娃娃装——我穿哪件呢？”
“好啦，只有两件！”妈妈说。
“你说我穿哪件？军装，还是小娃娃装？”陈冲真的像是颇伤脑筋地做选择。似乎仅仅这两件就够她享受这种选择的快乐，抑或选择的为难。
她却从来没主动向母亲提出买新衣的要求。一个多么宽宏、体贴的女儿。母亲想着，将陈冲从牙科椅上扶下来。她已痛得满头大汗，嘴却严峻地抿着。
母亲在女儿的脸上看到一种虚弱，那是被疼痛消耗的。
护士们拍着陈冲的头，说：“这个孩子好，不哭。其他孩子一进这里就哭！”
陈冲仍是严峻地抿着嘴，礼貌地看她们一眼。
母亲雇了一辆三轮车。车上了马路，见陈冲仍是愣愣的，母亲悄声地对她说：“好了，现在没人了，你要哭就哭吧！”
陈冲这才“哇”的一声哭倒在母亲怀抱：她放开喉咙，伏在母亲胸襟上哭得酣畅淋漓，直哭到母亲衬衫被她的涕泪濡湿一片。她似乎不只为治牙的疼痛而哭，母亲懂得，她泪水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元素。这一会儿，九岁的她不必刚qiáng，不必独当一面了。
从在国内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到在美国餐馆里打工；从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到奥斯卡的奖台，这些年来的甜酸苦辣能装好几箱。
——陈冲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一九七五年，陈冲十四岁，被选中去扮演电影《井岗山》中的一个红军小战士。据说“上面”有指示：“这个红小鬼一定要新面孔！旧面孔我一个也不要！”这个“上面”是指谁，光语气也让人听明白了。
那时还是“江青同志”。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此开始挑选这张“新面孔”。漂亮的女孩不少，能歌善舞的更多，但面孔就是不那么新。经过近十年的“样板戏”模式教化，再新的面孔都带那么点“样板”味。个个有一脸正气，一双有神却无内容的大眼。还有提气、端架式、亮相。似乎十亿中国人都能踩出那几种熟透的锣鼓点。
新面孔该是怎样的？上影厂负责选演员的人们在看到这个叫陈冲的小姑娘时忽觉一股久违的新。首先他们注意到这个十四岁的女孩有双非常天真而善于表达的眼睛。
要表达什么？陈冲自己完全浑然。她是个绝对单纯与相当早熟的混合矛盾体。总觉得许许多多的jīng神和灵魂附着在她身上——《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安徒生的小人鱼、苔丝、简爱、艾丝米拉达……所有这些她读过的书中女主角，使她似乎另有一个世界；更丰富的一个世界。她并不明白自己心里偶尔有的不安分，便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表达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