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又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睁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rǔ！只有对犯罪嫌疑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经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这不仅侮rǔ你，也是对我的侮rǔ！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出来。原来，我并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
劳伦斯第二天突然飞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jiāo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劳伦斯回去后，打电话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们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该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傻了：来者竟是那个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时发现你几乎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劳伦斯的行动。
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察了我房内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么哪？”我问道。
“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坏的英文还是坏的教养。
“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jiāo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这事与他们有什么相gān，这属于内部的安全问题……”
“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力gān涉外jiāo官的安全审查？！”他瞪圆眼睛，向我张开两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一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么时间？”
他惊讶地笑一下：“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你看上去很焦急，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儿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接待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调查员满面chūn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言不由衷的哈哈。
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这里面不带任何qiáng迫。”
我无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qiáng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rǔ的事了。
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灯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让我马上jiāo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
“你jiāo了吗？”我问。
“我坚持要他们拿收据来，我才jiāo……”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在向我qiáng调这个测谎纯属我自愿的时候，已知道了外jiāo部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二十世纪末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
“让他们去见鬼！”劳伦斯说。
“可我今天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
我想这大概是劳伦斯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
一九九二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会找到工作。日子是宁静的、明朗的，似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有眼睛，电话上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来一个人，又客套又威bī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带着我爸妈的洋女婿回国省亲。对于我结的这个“洋婚”，我父母始终没有明言的赞同与反对。他们的内心独白大概是：“难道这是真的？”
爸妈离异后，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这个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两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八日；一处多住了，怕是会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无所谓：我整个这个人是父母美德与恶习的集大成，我根本没意愿对二老择出亲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见，他认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该大住；南京呢，小住为佳。我说：“你要想当好中国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听我的，我是说在中国境内。”
在上海吃了几天huáng鳝，挤了几趟淮海路，乘火车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风景”。车倒舒适，有空调，有昂贵的无锡排骨和可口可乐。到南京太阳将才落进长江，剩的就是热。那个热像往身上裹一层热的胶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妈妈显然才去了发廊，头发刚刚出笼。跟我握手时，眼睛不断去看洋女婿，潜台词是：这回噩梦成真了。
“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住晓明丈人家。”我妈说。
晓明是我继父的儿子，当下随父母携老婆南迁，在深圳开公司，说是苗头不错，一时回不来南京。
洋女婿马上道谢，但表示他宁愿住旅馆。
我用英文温和地请他闭嘴。“妈，恐怕不方便。”我说。
妈说：“哎哟，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扫gān净了！”
顾虑到妈妈那三天汗流浃背的清扫，我们答应去住。省一笔旅馆费也乐得。妈说那房子的客厅装有一个窗式空调，哪里还及不上旅馆？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够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势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样，妈又说。
雇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连人带货就往那住处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这个坐三轮的洋人行瞠目礼，怕他偌大个人把车坐翻掉。有人还“欧欧”吼一嗓子，没有好意也没有恶意。我心想，我们不成了个游行动物园？
到了那弄堂口时，一辆巨大的卡车正堵在那儿，我们的三轮车进不去。等了一会儿，见大卡车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机说：“有得搬哩！”
过了十分钟司机又说：“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又过十分钟，司机不高兴了，叫我们结账下车，自己拖着上百磅重的两个行李进弄堂。妈跟他吵，说这条弄堂有半里路长，司机说，已经等掉了他半小时的生意了。
我们拖着箱子走进弄堂时，家家都在吃晚饭。天热，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摆在门外面。饭菜都很简单，人们边吃边看我们，同时大声说：“咦，外国人！”
箱子的轱辘滚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识时务。更多的人夹在窄弄堂两边，对着我先生说：“咦，老外，老外！”
这个老外倒不腼腆，自己也说：“老外，老外。”
听到老外讲中国话，人们都快活了，弄堂里又添一成热闹。我妈说：“这里没来过外国人。”
楼房没电梯也没电灯，人们此时都跟到了楼梯口，看我们如何把两个大行李往上搬。都觉得老外搬东西的笨拙模样太好玩，于是就看他搬，绝不上来搭把手。从一楼把行李搬到五楼，我们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湿人。
房是很大，有四间屋，有空调的客厅没有人睡的地方，妈建议我们将大chuáng垫抬到客厅，搁在地上睡。
“天热，没那么多讲究；什么客厅卧室？哪样舒服哪样来！”妈妈说。说完她就告辞了，好让我们早些歇息。
一小时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对我先生说：“这空调一点冷气也没有。”
他将手伸上去，试一会儿那里面出来的风，说：“仔细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冷。”他这人一向能在坏事中找出好来。
“可它太响啊！”我说。
“我来看看，能不能让它轻声点。”他开始摆弄它的这个键那个钮。他这方面从来不灵，它更响了。
我大声说：“你别给人家弄坏了！”
他马上住手。我们俩就那么汗流浃背地偏着脑袋瞪着这个又热又闹的东西，等着它把我们冷却下来。实在不行了，我终于说“还是打开门窗吧，我快没气了。”
后来发现开窗也不对，好几扇窗没有纱窗，满屋子都是蚊子叫。再关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十二点。总算累得死过去，倒在了那张大chuáng垫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为我做起噩梦了，梦到警车呜呜地叫，还夹着警察的打门声：“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哇”一声大叫，我先生给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这才发觉不是梦，果真有人在打门，打得好凶：“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俩相视一眼，瞬间都在想我们这半辈子都gān了什么让警察半夜为我们操劳。我忽然想起我这是在自己祖国，不及时请警察们进来是不对的，是会有后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