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得到大会的会址了。我的朋友史咏专程从芝加哥赶到南京，在开会的当天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史咏近年来常常往返于南京和芝加哥之间，为他出版的大型图片册《南京大屠杀》增补资料。当我捧起这册大书时，它的分量和质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来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也不禁会想他的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
到了会场已九点多，会议已开始了。厅是很堂皇宽敞的厅，主席台上方有幅横栏写着大会的名称，左右各有两条木匾，是副对联，属于大厅原本的装饰。我听着中日双方学者的发言，不自觉地研析起这两行以篆书刻在木牌上的对联来。上联：一张琴半壶酒，下联：一尺剑万卷书。字迹是深绿，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质上，显得颇古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横披当然是各说各的。那么，这副对子要说的，或要喻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种境界，一种潇洒、简朴、不无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征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静物图景，一份对于素净宁静的人生的向往。
那把剑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战的，与六十年前日本军人手里使我们同胞身首异处的那把毫无相同意义。对联的十二个字告诉人们：就这些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亲戚们，他们一块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废墟之上，搭建他们的一份理想与温馨，我难道可以伸着怪罪的食指说：“该醒醒了——你们也是南京人！”他们也只要那一点，虽不如对联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们也只要废墟与废墟间那个空隙，容他们耕一耕仅仅两亩的田园，容他们几季收获，容他们片刻的丰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贯穿世代的集体潜意识，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谁知明天会怎样。我们不得不学会眼光短浅、及时行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紧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因为集体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子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我怎么可以对两位记者拿出怪罪的腔调呢？
会议之间，我走出状元楼酒店，步入热闹的夫子庙街市。人真稠密，终日像剧院刚散了戏。夫子庙在一九三七年岁末也被烧成一片废墟，也有过横尸遍地的冷清。现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哗人声是从那残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又经历一次摧毁，现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余生了。能走在这样热闹安全的街道上，我应感到幸之又幸。
望着迎面而来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这当中的谁是幸存者或幸存者的后代呢？他们可知道有座豪华酒店里正在开着一个什么会议？可知道一些人万里迢迢地来了，为了一笔几乎被勾销的重大血债，而他们正是血债的债主？他们对那个修得草率并字迹斑驳的草鞋峡遇难者纪念碑可有想法？……
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来了一批日本的高中生。他们将和南京市的高中生一块儿度过一个夏令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我看见这两个民族的青chūn如此融为一体，如此地反衬着日本国内对大屠杀持否认态度的人们，以及中国对此麻木不仁的同胞们。这是个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衬。内心深处的和解最终会在两个民族之间达成，却不再是稀里糊涂的和解。我这样想着，乘坐的一辆Taxi被突然拦截在状元楼一侧的路口。拦车的是两个穿白衬衫系领带的年轻人。他们冷峻的面孔告诉我，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问此处不可走，哪里可以通行。他们说任何计程车都不允许接近状元楼，因为有一批日本中学生住在此地。
“你们知道这批日本中学生是来gān什么的吗？”我问，顿时觉得好笑又可憎。
两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我说：“他们是来哀悼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五万遇难中国人的。”
他们没有搞清这个消息和他们执行公务有什么相gān。
我很想再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道那三十五万南京人是谁杀的吗？”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闹到最终他们也没放我的计程车过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热中走到酒店门口，那儿停着大轿车和小轿车，是会议用来送与会代表去机场的。
最后的这个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大概属于灾难最深的民族之一。经历这么多灾难却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数。似乎每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都有高于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数。似乎愈经摧残，人丁愈旺；愈是战争、饥荒、贫穷，愈是生养繁衍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这样一句豪言壮语，也就有了“砍头只当风chuī帽”、“杀人不过头点地”之类的对残忍的làng漫化接受。这些统统成了我们善良、宽容的组成部分。有人说，德国人因杀犹太人而真诚忏悔了，日本人为什么连错也不认？德国人的忏悔，是跟犹太人认真、负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要想结清一笔债务，债权人和负债者双方都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合作。而“砍头只当风chuī帽”之类的làng漫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进而影响对于生命权利（人权）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都如此不珍视，抑或过分慷慨，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讨人权呢？
——在WilliamsCollege演讲之中文版
试着想象一下：一八六〇年—一八七〇年的旧金山，通常在马路上出现的总是新面孔，一些远航而来的海员，一念之差便决定留在陆地，中止航海生涯；而严重缺员的各艘邮轮或货轮不得不以绑架为手段，将一些当地的、并无航海经验的青、壮年，抑或老年男子掳上船，迫使他们开始苦役般的航海生涯。在那时的字典里，上海（Shanghai）是个动词，就是指这类被迫的、遥遥无期的，甚至有去无归的远航。上海这个地名，也曾像中国一样，代表最远最陌生的目的地。
再想象一下：这座粗略搭建的离太平洋最近的城市，挤满各种族的人——以男人为主，人们从各方向、各国度扑来，因为MrSutter在一八四八年宣布：此地有huáng金。赶来淘金的人们来得太急，把秩序、道德、政治、宗教，连同他们的真实身份，或好或坏的名声，以及他们或大或小的犯罪纪录一并留在身后。这些人甚至是从不洗衣服的，因为仅有的几家中国洗衣店没有足够的劳力，必须把成船的脏衣服航运到中国，洗毕熨就，再运回来至少也需三个月，而三个月后这些衣服多数成了无主的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离去了，一些人改名更姓了，一些人gān脆停止了存在。因此中国洗衣店老板们通常只得把无人认领的衣服挑往当铺。到处是当铺，那里有无数来历不明的珍宝和垃圾，那里是物资循环和资金周转的枢纽。
再想象一下：这个男人的城市里最先出现的女人们，她们不是随自己的丈夫和家庭来的，她们同样有一番历险的抱负。既然男人们把宗教、道德都远远留在故乡，那么有关娼jì的概念，也未被他们随身带来，因此当一个美丽的娼jì穿行于闹市，人们都停下无论多忙乱的脚步和动作，向她行注目礼，有人竟优雅地微微掀起礼帽，仿佛他们并不清楚伯爵夫人和娼jì的区别是什么。
这就是人们称之为BarbaryCoast的北部加州。这就是我小说的女主角扶桑的生态环境。那样的生态环境不像真实的，而近乎魔幻现实主义式的（Surrealistic），因此在这里找金子的同时，更是在寻找Fantasy（魔幻）。
请再进一步设想：在这样一块充满魔幻（Fantasy）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群梳长辫子的男人和裹小足的女人。他们是远涉重洋而来，以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在城市的东北角落建立起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教堂，因此这些矮小单薄的huáng面孔被称为男异教徒或女异教徒（HeHeathenorSheHeathen）。这些有着三寸金莲的中国女人都是娼jì。因为美国当时的移民法不允许中囯男人携带妻子入境，于是大量的中国女人走私入境。唐人街是以它的洗衣店、烟馆、饭馆、jì馆形成它最初的规模。这些步态扭捏的年轻东方女子使这个满是Fantasy的城市又添一层Fantasy。不难想象那些白种男童第一次见到这些中国娼jì的情形。在一些史料中，记载着一八七〇年，政府对八岁至十四岁的白种男童进行了普查，发现其中有两千多人与中国jì女有染，多数男孩是从中国jì女那儿初次得到性经验的，这些男孩对中国jì女的喜好，是因为她们属于遥远、陌生的另一个世界，故而她们便显得新奇。他们对中国女子的造访，仿佛实现了他们到遥远国度探险和旅行的梦想。正如这些男童，整个城市对于这种漂洋过海而来的文化不能够懂得，只能猜测。在旧金山东北角落逐渐形成的唐人街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个谜，是个疑团。他们自闭的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饮食起居，奇特的衣着和装饰，使人们好奇同时亦疑惑，欲接近却又排斥。
试想：两千多白种男童与比他们成熟的中国jì女之间，那不可理喻的情感和肉体的纠葛，不正是一种象征？象征东西方的第一次盛大的幽会，抑或盛大的媾合。彼此都把对方看成谜，彼此都由于无成见而带着天真或几分真诚，彼此都由于语言的沟通受阻而变得极原本、原始，变得相当“人之初”。Fantasy使他们迷恋这些中国女性，Fantasy使他们不求甚解地接受她们。当然，如此庞大的男童嫖中国jì女的阵势，其形成原因之一（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jì女的廉价。男童们能以学间午餐的费用，或牺牲棒棒糖的开销，来满足他们的Fantasy。
这是一次盛大而荒诞的东西方的初级会晤。
这是我在作史料准备时最感兴趣的一点。
极其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步入旧金山唐人街的历史陈列馆。在此之前我对上世纪的中国移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公正——驱赶、迫害、殴打、杀害，只有最粗浅的知识。中国人喜欢用“血泪史”来形容此类历史，或者“血泪斑斑”等词汇。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这类词汇颇不以为然，大概“文革”中各种控诉、各种失真和煽情的腔调让我听怕了。我觉得“血泪史”之类的词里含有的庸俗和滥情，是我想回避的。我觉得越是控诉得声泪俱下，事后越会忘却得快，忘却得gān净。因为情绪铺张的宣泄之后，感官舒服之后，是很少有理性升华的。而缺乏理性认识的历史，再“血泪斑斑”也不会使自己民族及其他民族引以为证、引以为诫。缺乏理性思考的历史，无论怎样悲惨沉重，也不可能产生好的文学。
我在唐人街的历史陈列馆里，避开“血泪”之类的形容词，浏览着展品、图片，里面仅有的参观者就是我。这或许和它的地势有关——它低于地面，须下六七层台阶才能进入展室正门，是间地下室，埋没在金融区大厦的yīn影中，无论谁路过此地，都会忽略它。我在一本图片册里看到一帧照片，尺寸有整个画册那么大，因此照片中的女子看去十分bī真：从神态到姿态，从发饰到衣裙质地，甚至那长裙下若隐若现的三寸金莲。这是十九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中国jì女，十分年轻美丽，也高大成熟，背景上有些驻足观赏她的男人们，而她的神情却表示了对此类关注的习惯。她微垂眼睑，紧抿嘴唇，含一丝惭愧和羞涩，还有一点儿奴仆般的温良谦卑，是那盛服掩不住的。我端着这张大照片看了很久，她对我突然产生了谜一般的吸引力（Fant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