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端庄、凝重、面无风情的jì女形象就是我后来创作扶桑的雏形。
可以说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冲突与照片上美丽的中国jì女不无关联，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排斥和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把大批如扶桑的女奴输入美国。尽管“西方”的娼jì也随淘金làngcháo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但由于种族文化上的认同感，她们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太大恶感。而最初引起西方Fantasy的中国女性，她们人为制造的畸形的小脚，使人们推演到中国人的畸形，中国文化中的颓废、残忍、病态、自nüè及相nüè，由此断定：“中国人从宗教（异教徒）到文化，从身体构造到jīng神心理结构上，都不可取……”都是等而下之的人种。甚至连杰克·伦敦这样倾向左翼、自认为“自由思想者”的文学家，也对中国人表示憎恶，并发表了不能与之共存的公开言论。这类借科学名义来合理化种族歧视的文章，当时常见于旧金山重要报刊，并通常伴有嘲弄和丑化中国人的漫画。这类以民族、文化的差异来分别种族优劣的论调，很容易让我联想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生理分析”、日本在建立亚洲共荣圈时的理论依据。在美国人与印第安人征战时，Fantasy从始至终产生着相吸和相斥的力量。
Fantasy的力量从来就是双方向的，一端导致恨，一端导致爱。在扶桑的故事中，我想讲的就是恨与爱、仇与情因Fantasy而变幻莫测。这里也可借用弗洛伊德的学说：“人往往渴望得到他惧怕的东西。”反之，人往往惧怕和憎恶他潜意识中秘密渴求的对象。假如没有与恐惧、排斥并蒂而生的迷恋、爱慕，也就不存在Fantasy；没有Fantasy，就没有神话、文学、科学的幻想、假定与发明，也就没有我笔下的扶桑，以及扶桑和克里斯跨越世纪、贯穿美国西部开发史的爱情。
当一个人以揭露性的口吻对我说：“啊，你有WhiteFantasy，所以你会去和一个美国人结婚！”我承认我有WhiteFantasy，也确实由于Fantasy，我对我丈夫的所有陌生行为和语言，以及形象上的差异，怀有浓厚的兴趣，有了解他的qiáng烈欲望。与他的接近，我从来未能摆脱轻微的心悸。这心悸很不具体，它有时是由于我们沟通的稍许错位，有时是由于彼此的所得非所期。这轻微的心悸使我们敏感，尤其使我的自觉意识（Consciousness）始终处于相当的高度。这或许不是一个幸福婚姻的要素，却是一个不乏味的婚姻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因此我对“WhiteFantasy”的指控是诚实接受的。我不仅有WhiteFantasy，而且有TibetFantasy，BlackFantasy，IndiaFantasy，MayaFantasy……我对jì女、死刑犯、同性恋、qiángjian都有不同程度的Fantasy。一切对于我形成谜、离我足够遥远、与我有着悬殊的差异的人物事物，都是我的Fantasy。
两年前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大型图片册中，我读到大主教图图为其写的前言，他说：“我相信人类本性中有一种缺陷……这种人性缺陷的基础在于无度地qiáng调人们生理上的、人体特点上的与文化上的差异，将他人的存在贬为毫无价值，又诋毁为异己、恐惧的对象。对他人的恐惧是种族冲突的根源。人类本性中这个弱点不仅在受害者身上而且也在施bào作恶者身上频繁地表现出来并酿成浩劫。”
在我的《扶桑》中，我创造了jì女扶桑和小男孩克里斯的爱情，它是两千多男童与二千中国jì女的关系的缩影。这个划时代的东西方幽会对于我，是个谜。是令我兴奋、激动、浮想连篇的Fantasy。它说明什么？我似乎在写作《扶桑》的过程中已得到解答；又似乎在将故事绵绵展开时，将两人的命运线顺理到末尾时，我更困惑了。那个时代民族间的困惑直延伸到今天。
是的，小男孩与中国jì女的关系在当时也是一个谜。大部分的男童由于频繁接触中国jì女而染上性病，这便成了当时社会最大的谜。当时正在建立的舆论界和教育界以及宗教界，都认为这是旧金山最大的丑闻，最可怖的社会病。这不可解释的谜使Fantasy的负面力量出现了：连同其他一切种族和政治上的原因，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驱赶、谋杀从此加剧和公开化了。任何一个政客可以以他对中国人的排除手段来争取选票。一八七〇年，由当时的工会领袖Keurny组织的八千人的示威，向政府请愿，要将中国人彻底驱逐。这场示威不可避免地最终成为一场对唐人街的洗劫。示威者对中国人提出的罪状中包括：用扁担挑货物、用嘴喷水熨衣、食五谷杂粮和莫名其妙的各种菜蔬、男人梳辫子，等等。最终是以纵火、殴打、杀害、qiángjian来满足了。
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只能是悲剧了。一个古老东方的成熟女子和一个年轻民族的男孩之间的向往却长久存在下来了。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一瞥目光的碰击，存在于他们超于语言、超于文化的会心一笑，存在于他们的时而理解时而误会，存在于他们最终的无条件接受彼此的差异，接受这差异带来的乐趣和痛苦。
——《TheRapeofNanking》读书心得
一九九五年末，我的朋友史咏给我寄来了一本很大的书，他编辑并出版的一本图片册，纪念“南京大屠杀”的。这确是一本大书，其中刊出的四百多幅照片，多是从美国、德国、日本的档案中搜集的，还有小部分，则是日本军人的私人收藏。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书的沉重，它的jīng神和物质的分量都是我难以承受的。书的英文名叫做《TheRapeofNanking》——AnUndeniableHistoryinPhotographs。我立刻注意到这里的用词是“Rape”（qiángjian），区别于中文的“大屠杀”。对这个悲惨的历史事件，国际史学家们宁可称它为“大qiángjian”，然而qiángjian仅是整个罪恶的一个支端。却恰是这个貌似片面的称谓，引起了我的全面思考。显然，那个迄今已发生了六十年的悲剧中的一部分——qiángjian，是最为刺痛东西方学者和社会良知的，是更值得qiáng调而进入永恒记载的。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八万中国女性被qiángbào，与三十五万遇难者的总数相比，占稍大于四分之一的比例。但“Rape”却包含更深、更广意味上的残杀。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物质生命）的消灭，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那么“Rape”则是以首先消灭人之尊严、凌迟人之意志为形式来残害人的肉体与心灵（物质与jīng神的双重生命）。并且，这个悲惨的大事件在它发生后的六十年中，始终被否认、篡改或忽略，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它是一段继续在被凌rǔ、被残害的历史。那八万名被施bào的女性，则是这段历史的象征。她们即便虎口余生，也将对她们的重创哑口，正如历史对“南京大屠杀”至今的哑口。“Rape”在此便显出了它的多重的、更为痛苦的含意。因为人类历史的真实，是屡屡遭“Rape”的。
今年八月，我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会上得知日本对此段历史所持的三种学说：一是彻底否认此事件的存在，认为它是由中国人或其他国人编造来诬陷日本的；二是粉饰事态，把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大型屠杀说成是处理战俘时的失控，而整个屠杀量仅在几千人；三是承认并忏悔这场屠杀。在持前两种说法的人那里，历史仍是柔弱可欺，可被任意rǔ没的俘获品。
《TheRapeofNanking》一书中，编者们把这场持续六星期之久的大屠城以“屠杀”、“qiángjian”、“抢劫”、“纵火”等罪恶形式来分章。所有的图片解说都有着学者式的客观，以调动人的理性为原则。尽管如此，我仍是缺乏那股冷静的力量来将它一口气读完。坦率地说，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了阅读。图片那地狱似的残酷，使我一次又一次虚弱得看不下去。再次捧起它来时，往往是数周以后了。阅读间断最长的，是我读到“qiángjian”的章节。一些被轮jian后的中国女性，被迫bào露私处，有的被迫以自己的手将下体无遗展露。看到此我浑身冷汗，似乎感到那恐怖与我并没有六十年的间隔，甚至觉得被糟践的也不止那一代的南京女性。即使日军士兵当时的行为是由人向shòu的一个偶然退化，那么事后将此邪恶摄入相机，并长久地私藏下来，我不能想象，是怎样生性残忍、bàonüè的人才能在理性恢复后还能正视自己曾犯下的罪恶！因此我怀疑那bàonüè是信仰所至，也就是植根于理念的。
在我翻阅这部大型图片册时，我总是不断翻回到图图大主教（DesmondMpiloTutu）为此图片册写的序言：“人类相互之间残bào行为的恶性发展看来是无止境的。……我相信人类本性中有一种缺陷，若任其自由放纵，那么这种缺陷会在人们之间引起猜疑、疏远和迫害，甚至导致作为‘最终解决方式’的种族灭绝行为。”
《TheRapeofNanking》让我看到，六十年前发生在南京的悲惨一幕，离图图大主教所指的“最终解决方式的种族灭绝行为”并非很远了。我甚至认为，更为可怕的是那种“灭绝行为”中的理念基础，是那种把某个信条发展到极致从而歇斯底里的jīng神因素。这不幸是日本民族本质中的一个缺陷。更不幸的是，六十年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摒弃六十年前的信条，正是这信条使他们否认当时南京发生的一切，拒绝对那一切承负任何责任。
我试着设想这本书传到当年的肇事者那里，他们将会如何反应。书的编辑者以史学者及社会科学者的立足高度，对每一桩陈述作出求证。其中没有控诉情绪，却有一种“历史不容qiángjian”的镇定和沉着。我想，这本书仅是第一步，它仅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在内的人类提供了大量线索，而真正的、普遍的对于《TheRapeofNanking》的反省与思考尚待开始。犹太民族数十年来呕心沥血，以详尽的宣传、报导来雪耻对他们民族的大屠杀，出版了无数的书籍、纪念册，制作了无数纪录片、故事片，写进了各种教科书。犹太人的这种对自己民族及人类负责任的态度，从此终止了有史以来世界对犹太民族的公然歧视。而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受外族侵害最深的民族之一。因此，雪耻被“Rape”的南京，以及雪耻被“Rape”的历史将恢复的是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公理。
我注意到自己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用英文的“Rape”取代中文的“qiángjian”。自然是因为英文对我不具有中文那样直接的刺伤力。中文的“qiángjian”二字给我的痛苦——这痛苦多半来自屈rǔ，是我无法回避的。由此想到我之所以一再延迟对《TheRapeofNanking》的了解，是我在逃遁这含有深深屈rǔ的痛苦。记得我的长篇小说《扶桑》问世后，有的读者读到书中描写早期中国移民所遭受美国人欺rǔ时，感觉到不适。我们即使有过尊严遭践踏的历史，最好还是被忘却，最好我们自己也不要提醒。不提醒、忘却，似乎那段历史便不复存在。如峨眉山那幅著名的对联所说“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于不了了之”。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宽厚和浑沌同时是美德亦是弱点，同时是积极亦是消极。而“不了了之”是对后世不负责的态度。正如大主教图图在《Rape》一书的前言中所说：“无视历史真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至少是对后世心灵的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