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方主义”
长久以来，西方人赋予东方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东方丧失了自我选择和自我定义的能力，西方自信其救世主的身份想象，东方只有仰仗西方才能够延续生命。正如玛丽的意识当中始终坚信自己将阿贤从母国文化和历史中连根拔除是做了件好事。在玛丽喜爱的并非真实的阿贤，而是玛丽塑造的阿贤。玛丽以“拥有”这个展品一般的阿贤而自我陶醉，潜意识中藏着一种居功至伟的满足感。玛丽的果园不仅仅依靠血橙75号出名，更由于阿贤这个活标本而声名远扬。对于这一点，作者不吝笔墨进行了jīng细描写。“……一次玛丽的侄女多尔西领着丈夫查理来果园度假，同行的还有查理的三个同学，他们一见到阿贤便欢叫，这才是他印象中正宗的中国佬儿——多么典雅的丝绸衣饰，多么俊美的发辫！他们在橙园中架起相机，众星捧月一样与阿贤合影。一年后的复活节，查理的三个同学各自带了家眷，说专程来和阿贤照相。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在阿贤身边摆着造型，阿贤成了一个著名的固定景物，在取景框里占据着永恒地盘。这种时刻玛丽脸上有种自豪，她半醉的微笑，看人们在阿贤身边忙碌，似乎这块珍奇化石是由她考证又是被她收藏保护的。”这就是阿贤在他和玛丽本就复杂的关系当中额外的附加值——供玛丽炫耀。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玛丽所代表的西方总是qiáng行剥夺东方一些意义又qiáng行赋予东方一些意义，最终将东方塑造成西方定义下的客体，在“西方——东方”的二元中这个客体只能身处外围接受流放的命运。一切的情调、色彩、韵致、风华，不过是玛丽们的营造，而阿贤的东方（抑或东方的阿贤）却窒息在这营造当中，迫切寻找着突破口。阿贤太长时间扮演被“看”的角色，太长时间经历时间的停滞，在玛丽的背后，他成为了真正的孤儿。
长久以来形成的固定的偏见使得玛丽对中国抱有敌视的轻蔑，却丝毫不让阿贤感受到自己属于那些被蔑视的族类——他是经过玛丽改造的，改良的品种，正如同阿贤嫁接的橙树，已然贴上了玛丽的标签。对阿贤的关注更多的携带了要挟的意味，玛丽总是成功地提醒他的中国良知，他今天的一切是老处女恩赐的。可是阿贤拥有什么吗？或者曾经拥有过什么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阿贤是一段被淹没的历史，无国无家，无亲无爱！
这种局面正是玛丽希望看到并努力实现的。截断阿贤同“劣等”民族的血脉联系，毫无疑问，这样玛丽将会获得更多。然而玛丽错就错在，恰恰是这一点真正刺透了阿贤的痛xué；付出劳力、付出智慧，阿贤并没有将这些和屈rǔ联系在一起思考，可是斩断民族性却深深刺伤了阿贤体内最敏感的神经——人们称这种感情为民族自尊心。玛丽对阿贤充满东方主义的塑造和规整处处伤及这种感情，最终阿贤觉悟地发现，原来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脱离开东西方这种针锋相对的控制与反控制。对中国的片面而充满诋毁的定义，极大地激起了阿贤隐忍的不满。玛丽不止一次地阐述她不卖给中国人树胚的理由，那是因为任何东西在中国人那里都会得到淹没般的繁衍。玛丽对如此繁衍一向恐惧、并不完全是恐惧一种极品的贬值，她更在意任何jīng良物种、抑或人种持续他们的优越。这是清楚不二的陈述，掷地有声的侮rǔ！如果用寓言一点儿的眼光看待，我们会发现，这陈述相当程度上触及了西方仇视东方的真正理由——正如上文提到，西方已经衰朽不堪，她真正惧怕的是东方qiáng大的生命力；在西方尊贵东方卑下的失衡天平上，要维持这种失衡，一种方法是西方继续加码，另一种是东方的继续减码。而玛丽在无形中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但双管齐下的她却总是忽略种出“拥有她一样高贵血统的血橙”的阿贤恰恰产自为她所鄙视和仇恨的中国。
玛丽的东方主义，刺痛阿贤的心，她“亲爱的孩子”再也留不住了。
五、寻根与突围
一个偶然走进玛丽果园的中国女人让阿贤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四十年来错过了什么；也是阿贤“无国无家，无亲无爱”的生活中唯一能够弥补的残缺。女人的出现坚定了阿贤离开玛丽的决心。而在一切尘埃落定的前夜，阿贤剪掉了辫子，却被护林人误认为窃贼开枪打死。那根熟悉得发辫消失了，被“塑造”的阿贤也就灰飞烟灭，因为，一直以来阿贤只能呈现出来他被定义的性质，这唯一一次自我定义，却血祭般壮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内心的判断，所谓文化通融本是奢侈的一个词。挣扎在两种文化的对接点的阿贤亲眼见证了殖民话语下自我跋涉的举步维艰，更以扑火的热情去试图冲破重重帷帐。阿贤死了，带走流散华人的心灵旨归埋进huáng土。从此官方的、主流的美国历史又可以随意书写、掩盖抹煞，身为臣属的东方没有声音发出，或反驳或辩论，因为他们曾经的存在也只不过在地平线以下。严歌苓曾经在一段采访中说过这样的话：“……我吃过很多苦，在《扶桑》里谈到了自己关于移民的困惑。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所有移民是最顽qiáng的生命。而吃尽苦头得到一个梦想的位置之后，我们看着蔽日的高楼、茫茫的马路，心想：争夺这个位置又怎样？仍是孤独，像第一个踏上美国海岸的中国人一样孤独。”这是流散在美的华人真实的心灵境况，早已被撕裂的生命为寻求自身的完整徒劳奔突，而西方还仍然在以虚假的爱掩盖真实的欺骗。在美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努力提取这些地平线以下的历史，尽力还原着在美华人生存的真实境遇也拼命揭示这后殖民语境下的寓言意义。我们看到试图弥合裂痕的努力虽然艰辛并且收效甚微，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为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永远是动态的衍生，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汰变。严歌苓正是试图在他国的文明衍生和发展当中发掘民族自我关照能力，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成为殖民与霸权的附属品。
玛丽喜欢看阿贤切橙子、看橙子流出血浆般的汁水，而这眼光中完成的，却是对阿贤的双重宰杀。“橙血”和“血橙”，小小互文，却有品不尽的意味等着人亲自揭开亲身体会。
董保纲
翻开严歌苓的新作《第九个寡妇》，我的眼前仿佛闪过一道刺眼的闪亮。作家用她那特有的叙事风格，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和心思，使我不得不跟随作家的笔触，开始一次jīng神之旅。
在该书中，作家用一种全新的人性视角，叙述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其间，正是中国农村发生纷乱复杂变化的历史阶段，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被打碎，进而发生了乌托邦的大混乱。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严峻的人性人伦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家捕捉到了最新鲜的生活元素，透过女主人公王葡萄那新鲜、稚嫩甚至可以说有些蒙昧的眼睛，揭示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
该书的故事主体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一个叫王葡萄的寡妇，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爹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几十年。qiáng悍朴拙、蒙昧无邪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始终恪守其最朴素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慧，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一次次政治运动带来的危机……如此离奇的情节，在作家笔下，叙述得合情合理，又充满了无尽的悬念，尽管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因为穿插了诸多真实感人的耐读的细节，读来自然是充满了愉悦。
特别的构思，特别的语言，使该书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独具匠心的构思和充满艺术张力的语言，显示出作家写作的天分与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在书中，作家把女主人公王葡萄塑造得很特别，王葡萄先后和自己的丈夫以及丈夫的哥哥产生过感情，但她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甚至当她在被男人蹂躏的时候，她也对男人产生过怜悯。这样描写，其实是作家更侧重于从人性的角度，阐释一个女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对爱的理解。王葡萄的青chūn单纯和胆大鲁莽，给读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通览全书，可以说，这个人物被作家塑造得真实可信有血有肉，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而在作家的叙述之中，大量的生动鲜活、细腻传神的语言，又使得该书读来轻松有趣。
最初阅读严歌苓，是从她的《雌性的草地》开始的，到后来的《少女小渔》、《人寰》再到手头的《第九个寡妇》，一直感觉，严歌苓属于那种写作状态持续稳定的作家，尽管题材不断变化，但是作品的风格没有大起大落，不像有些走红的作家一样，一pào打响之后，再也难有佳作出现。而在严歌苓的笔下，对人性的深刻探询可以说是她不变的主题，她关注人生、关注命运、关注人们内心深层的东西，因此，阅读严歌苓，我们能够感到隐藏在字里行间、作品背后的一种大气与厚重，这或许正是她多年来始终如一地执著、坚守和探询的结果。
（2006年4月20日）
李芬
严歌苓是近年来活跃在世界文坛上的一位华裔作家，在华人文学中有着很大的影响。有人将她称为“当今华文创作最细腻敏锐的小说家”。她的近作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候的一个凄美故事。
一、标题的双重象征
标题《金陵十三钗》具有中西文化双重象征意味。稍微熟悉中国文学的作者都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有着“金陵十二钗”，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描述了十二个妙龄女子的悲惨故事。“心较比gān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寄人篱下，过早地香消玉殒；妙玉虽遁入空门，却也落了个不好的结局……十二个女子个个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标题“金陵十三钗”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象征着《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暗示着主人公既像林黛玉、史湘云、妙玉等十二个女子那样年轻，美丽，又有着她们的悲惨命运。小说中赵玉墨“不是那种艳丽佳人，但十分耐看”，“是一个心气极高的女子，至少有一万个心眼子，她四书五经也读过，琴棋书画都通晓”，可她与红菱等女子都有着不幸的命运。生活或家庭的不幸让她们坠入红尘成为金陵名jì，饱受生活的艰辛。她们的命运甚至比《红楼梦》中的“十二钗”更为不幸，至少薛宝钗她们曾经有过幸福的童年，而小说中的女子豆蔻在几岁时就尝到生活的艰辛，小小年纪就沦为jì女，十五岁时就惨遭日本兵蹂躏，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辛酸史。光从小说的题目来看就能看出小说和《红楼梦》一样描述的是妙龄女子凄凉的故事。
其次，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标题“十三钗”又包含另一个隐喻。基督教文化有着其独特的象征符号体系，用以表达信仰观念和价值标准，这些象征符号与基督教的信仰传统及文化成因密切相关，形成了约定俗成、含义明确的固定模式。通过语言和图像的表述，它们逐渐沉淀为基督教的外在标志。如原罪，十字架，蛇等等，其中“十三”是基督教中一个重要的象征。耶稣基督和他的十二个弟子共十三个人共进最后的晚餐，由于犹大出卖，过后耶稣就被带走钉上了十字架，以自己在十字架上流血献身把人类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十三”成了圣经典故中一个重要的数字，意味着不吉利，在西方人们对十三都怀有一种恐惧情绪。在小说的标题中的十三也隐含了不祥的含义。耶稣为了解救人类，牺牲了自己，把他自己送上了十字架。小说中赵玉墨和她的姐妹一共十三人，为了拯救别人挺身而出，把自己送上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