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其人其文_严歌苓【完结】(25)

2019-02-19  作者|标签:严歌苓

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和圣经故事相呼应,选择了平安夜。只不过耶稣是在这时候诞生,而她们却在这个时候牺牲。耶稣被捕时正与门徒聚在一起,赵玉墨她们正聚在一起为过圣诞节做准备时,来了一群日本士兵想邀请那些女学生前去日本兵营唱诗庆祝节日。谁都知道他们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听唱诗,他们的目的只是那些清纯可人的女学生。赵玉墨和她的十二个姐妹共十三人也是为了拯救教堂里的女学生不被糟蹋,主动牺牲了自己,这和耶稣把自己送上十字架相呼应。在这里作者把赵玉墨描写成了为了解救别人牺牲自己的基督形象。只不过有点反传统的是圣经中的基督是男性而这里的基督却是女性,这可能是和严歌苓擅长女性书写有关。她认为,“母性包含了受难,宽恕,和对自身毁灭的情愿,是最高层的雌性”,在她的作品中女性有着更多的自我牺牲jīng神和隐忍jīng神,如《扶桑》,中国jì女扶桑即使遭受蹂躏却还对人们充满爱心。《少女小渔》中的女主人公小渔为了与男友团聚去了美国,为了拿到绿卡男友让她与一个老年美国男子假结婚,为了照顾生病的“丈夫”失去了自己的男友。《第九个寡妇》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幼时为地主家的童养媳,一生勤勉,为了救在“文革”中被枪毙却侥幸活下来的公公,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辛苦劳作。在严歌苓的作品中的女性宛若基督一样都充满着爱与牺牲的jīng神。

二、爱与救赎的主题

圣经讲的是爱与救赎的主题。圣经自始至终都鲜明地贯彻着仁爱、宽恕和博爱的基督jīng神。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圣经中关于爱的箴言和训诫比比皆是。基督教认为爱是上帝的本质,上帝对人的爱具有自发性和无动机性,就像太阳没有外部原因也会光芒四she一样。不同的作家尤其是西方作家或多或少地在作品中反映这一主题,如莎士比亚、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虽然讲的是战争时代的故事,但整个故事中都贯穿着爱与救赎这一圣经主题。英格曼神父的爱,受伤士兵的牺牲jīng神,豆蔻与王浦生的爱,赵玉墨对书娟父亲“双料博士”的爱……在小说的一开始主教英格曼神父为了解救一帮jì女冒险收留她们,并为她们提供食宿,这是圣经中爱的jīng神的体现。神父又本着上帝爱的jīng神冒险收留受伤的战士。后来面对日本人的搜捕,戴教官和李全有他们为了不牵连教会和女学生以及赵玉墨她们,放弃反抗,束手就擒。在战争的洗礼下,在神父爱的感召下,在女学生们的圣歌的感化下,jì女们的灵魂受到了感化,赵玉墨她们也受到感染挺身而出牺牲了自己拯救了别人。在开始的时候,她们放任自己,放làng形骸,经过一场场洗礼,她们的灵魂受到震撼,主动要求代替女学生去唱诗,虽然她们知道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最后赴日本兵营时“真像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十三个白衣黑裙的少女排成两排,被网在光柱里”宛若天使一样。戴教官、赵玉墨她们就像是堕落在凡间的天使,在爱的感化下,在战争的洗礼下完成了自己的救赎。他们像基督一样“牺牲了自己换来的乃是许多人的得救”。

书娟在认出使自己父母不和的第三者——赵玉墨时,对她恨之入骨。认为将自己单独留在南京也是赵玉墨的错,几欲报复,经常用讥讽的眼光去看赵玉墨,甚至带着烧热的火钳要去烫赵玉墨的脸,“想着那烧焦的皮肉冒起青烟,发出‘嗞嗞’声响,心里升起魔鬼般的快感”,可后来经过战火的洗礼,受到赵玉墨她们牺牲jīng神的感化,她内心深处深受触动,做了她“一生中最诚实、最长久的一次忏悔,也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忏悔”,实现了自己灵魂的救赎。

三、圣诞jīng神

小说反映了一种“圣诞jīng神”。圣诞jīng神是基督jīng神的要旨。耶稣诞生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了纪念他的诞生人们把十二月二十五日作为圣诞节,而前一天晚上则是平安夜。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都满怀感激,互赠礼物以示庆祝,整个世界一片和平祥和,充满仁爱。仁爱者具有类似耶稣基督的天生仁爱之心,从而拯救了无辜者并成功地化解阶级对立。《马太福音》中耶稣则从对人类整体的救赎出发提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bī迫你们的祷告”。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小说《双城记》中就反映了这种仁爱的圣诞jīng神。《金陵十三钗》这篇小说主要故事发生的时间正是圣诞节期间,可遗憾的是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小说中赵玉墨身上体现了圣诞仁爱jīng神。生活的不幸使她沦落为jì,饱受欺凌;战争却让她的生活雪上加霜,提供战争庇护的安全区却嫌她们jì女不gān净将之驱之门外。蒙英格曼神父收留,教会学校里的女孩子们对她们这群jì女怒目相向,轻视她们,处处与她们作对;为了麻将与她们争吵,甚至为了喝汤与豆蔻打起来了。自己喜欢的“双料博士”的女儿对她恨之入骨,可面对日本人要请少女们去唱诗的无耻行径,她却表现出了一片仁爱之心,用爱来对待女学生们的恨,自己愿意代替女孩子们去日本军营,以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换得女孩子们的安全,她这种jīng神就是圣诞jīng神的体现。另一个具有圣诞jīng神的是英格曼神父,故事开始之前他收留了法比·阿多、陈乔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自己的安危尚是问题,可面对着衣衫不整的赵玉墨、豆蔻她们,他无法将她们赶出自己的教会学校,不仅收留她们,还为她们这些处处被人轻视的jì女提供食宿。后来他又冒险收留受伤的战士,并设法为其医治。面对南京沦陷,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要求女学生们记住这一民族最不幸的一天;“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为了“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姐妹”祈祷。为了保护受伤的战士,面对日本人的无耻bào行他勇敢地反抗,却被日本人的刺刀刺伤。他的这种jīng神正是《新约》中博爱jīng神的体现。

四、U型叙事

小说还有一个圣经元素就是采用U型叙事。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Frye,1912—1991)从《士师记》中以色列反复背叛与回归的故事中总结出该故事的叙事结构,认为在整个圣经故事中存在着一个U型叙事结构:“背叛之后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是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的高度。”他认为,在“创世纪”之初,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堕落;在人类的始祖坠入一片荒野之后,这片荒野随之逐渐成为该隐家族建立的异教城市,这是人类的第二次堕落;接着便是诺亚方舟的故事,这时,人类的命运落到了U型叙事结构的底部。随着亚伯拉罕从不达米亚的城市乌尔被叫出,并带领以色列人出发前往西部的应许之地,人类的命运开始第一次回升;之后是以色列人再次穿越海洋和荒野,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带领下重新到达应许之地;第三次兴起始于大卫,接着是所罗门,第四次是巴比伦的犹太囚居之民回去重建神殿。

赵玉墨幼时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读过四书五经,jīng通琴棋书画,父母也是读书知礼之辈,这时的生活宛若她的天堂。可家境败落后她被父亲抵押给赌头堂叔,堂叔死后,堂婶将她卖到花船上,她堕入红尘沦落为jì;十四岁的她领尽了秦淮河的风头成为金陵名jì,按照圣经教义她犯了原罪,这是她的堕落的开始。赵玉墨迷恋上“双料博士”,并欺骗他,迷得他认不得家。按照“十诫”,不可jianyín,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财产,妻子,奴仆,牛驴和其他一切所有的东西。她不仅犯了原罪,还引诱了别人的丈夫,破坏了别人的婚姻,这是她的又一次堕落。后来躲避战乱进入教会学校,在教堂中和一群烟花女子喝酒唱歌勾引戴教官等人,则是继续堕落。她在神父和众人爱的感化下,在战争的洗礼下,灵魂得到净化,照顾伤员,则是她逐渐回升的过程,直到最后她为了挽救别人把自己送上祭台则是她上升的顶点。“我们活着,反正就是祸害,也祸害别人。”这是她们最后的感言。在《圣经》的世界里,人始终介于上帝与撒旦的两极之间,既不会离弃前者,也无法摆脱后者。在经过一系列的考验过后小说中的人物也一心向善,赵玉墨和戴教官他们牺牲自己来挽救别人,书娟也向神父忏悔自己的过失,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灵魂的净化。

严歌苓生长在大陆,在留学之前就已在大陆成名,后求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主修英语文学写作,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文学写作技巧,在她的身上有着中西方双重文化的烙印。《金陵十三钗》描写了中国抗日战争时代的事件,可在作品中却隐含着西方文化的因素。通过书娟这一十四岁女孩的眼睛反映了日本侵略中国的bào行,任意屠杀无辜群众,抢夺财物,蹂躏女性,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善良的人们不畏bào行,用他们的牺牲jīng神,唱出一首首爱的圣歌。从圣经文学的角度来诠释这部作品则可以给我们一个更深更新的视角。

——严歌苓笔下创新的文学笔触

贺绍俊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算得上是气盖山河的警句了,但这样的警句却是宋代的大理学家程颐论证寡妇不能再嫁的理由。每当想起这一点,我就不免感到一阵惊悚,中国的寡妇真不容易,她们自古以来就要承载如此宏大的道德责任。寡妇如果完成了这一道德责任,便有人为她立下一块贞节牌坊,那些用石头垒起的贞节牌坊曾经遍布于乡野村镇,我觉得要让弱小的妇女背负着这么重的石头,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沉重的石头压死,要么是撕下脸面不背这些倒霉的石头。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寡妇的形象往往是两种类型,一种是被石头压死的形象,这类寡妇充满着哀怨和悲凄;一种是撕下脸面的形象,这类寡妇则明显带有作者主观的丑化。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大概就是最为典型的哀怨型的寡妇形象。西方文化对待寡妇显然没有我们如此道德化,因此他们描写寡妇就要随意得多,有一部奥地利的轻歌剧《快乐的寡妇》,写了一位快乐自由幸福的寡妇,竟风靡了世界,至今仍是经典。与鲁迅同一个时代的林语堂也许是多吃了几年的洋面包,他也用快乐的眼光去看寡妇,他在《红牡丹》中写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寡妇牡丹,作者首先卸去了寡妇背上的道德包袱,让牡丹尽情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自由。这样的寡妇形象在中国多少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了。但林语堂笔下的寡妇多半都是生活在深宅大院的贵妇,他将自己所欣赏的西方贵族情调传递在这些寡妇身上显然十分贴切,不过多少与中国文化拉开了距离。如今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也是一个快乐寡妇,但这个快乐寡妇并不似林语堂笔下的其快乐源泉来自西方文化的寡妇,严歌苓写的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寡妇,她来自民间,像一只在乡野林间飞上飞下的喜鹊,体现出一种民间的快乐jīng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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