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Y：对于您来讲，婚姻意味着什么？婚姻，让你明白了什么“婚姻纪律”？
婚姻是很自然的事。没有婚姻我不知道自己会生活成什么样子。除了感情上的安慰，我的另一半总是给我很多互补，校正，使我不止于绝对自我，绝对地偏执。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在婚姻里不断修正自己，避免我行我素，假如他/她很在乎对方的感觉的话。这么多年的婚姻让我明白了鼓励为主的重要性；正面而坦白的表白，不图口头痛快去刺伤对方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纪律。阅读
2008年5月5日
——严歌苓生活在海外传说中
佚名
一直在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自己也一直在变，在决裂。从去美国的1989年开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条命”里。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从军13年，她最大的收获是“胸襟”。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在杂志上写，严歌苓是多么优雅的女人啊，听到这个，她会有点慡朗地笑出声来，她自称很有军人气质，“粗线条的，不婆婆妈妈，也不细腻”。军队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个人走在马路上，不能横着走，要竖着走成一排。
“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集体，发现一点细腻的东西，它都会扼杀你。从人性角度来讲，我确实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显谨慎，不过她的作品早表达了她的立场。《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都是军队题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中，她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肉体献给陌生的男人——你会感到背后的严歌苓，嘴角含着隐忍之冷。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兰芳》的陈凯歌为什么把她引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后，陈凯歌一语点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对共同经历过的“文革”荒诞时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条自由的命，肇始于1989年。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那一年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开始了她的海外生涯。从英语的每一个单词，从叉子西餐简单的生活技巧，这位30岁的女人，开始了自己“返老还童”的痛苦历程。
一边刷盘子，一边写字，写作依然是她谋生的手段。她写很多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报刊，挣美金。她没觉得那时候为了赚钱的作品，写的不如现在，相反，她甚至觉得那时候写的比现在好。
在陌生的国度里，生长出另一个严歌苓。“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自然可以想象，“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欢的美国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来的乐与痛。
半路出家学来的西方文化，让她没有归宿感。“基督教文化是qiáng势的，美国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边缘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脱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这几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严歌苓短暂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经缺席了20年的北京。“变了，变得很厉害。”她叹息说，“要好好补课。”
2009年4月15日
魏心宏
严歌苓年轻的时候在部队文工团里做过舞蹈演员。说起来也巧，她那时候在成都，我也在，只是我们不是一个部队。也许和做舞蹈演员有关，她到现在还是保持着那么好的身段，走路挺拔，身材轻佻。
这也是我经常拿她来取笑的一个话题。
严歌苓说起来也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上海人，后来被打成“右派”之后就去了安徽，并且和歌苓的母亲离了婚。萧马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风流才子，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写电影，认识了在崔嵬的电影《红旗谱》里的美女演员俞平，后来，俞平就成了歌苓的继母。严歌苓和弟弟严歌平小的时候是跟着父亲在安徽度过的，在合肥安徽省作家协会的大院里，她把自己的童年留在了那里。很多年之后，在歌苓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定居之后，她把那段难以忘却的记忆写成了小说《人寰》，这部以意识流的方式写成的小说不仅使很多美国的读者认识到了她艺术家的个性，而且也给了国内我们这些始终跟踪文坛的专业人士以再次注意这位很早就出名的漂亮女作家。
说起来，歌苓写小说的时间很早了，还是她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她就几乎已经成名，她那时候已经写出了名噪一时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以及短篇小说《天浴》和电影《少年小鱼》。
严歌苓的初次婚姻是和写电影《李双双》的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结的，李克威也写小说。八十年代末期，他们两双双出国，严歌苓去了美国，而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夫妻就此离异。严歌苓到了美国之后，一切从头开始。她刻苦学习英语，最后居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英语写作的硕士学位。这可真是一个奇迹。
严歌苓现在的丈夫是一个老美，曾经做过外jiāo官，会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她现在住在旧金山，和电影演员陈冲住得很近，而且是好朋友。陈冲回上海，严歌苓把我也邀请去一起吃饭，陈冲一直希望歌苓能为她写个理想的剧本。直到她写出了《扶桑》之后，陈冲才算是一件心事落地了。她说她已经和好莱坞说好了，准备由她来做导演，要把这部讲述一百多年前美国西部开发时代中国移民的故事拍个惊心动魄。
严歌苓有个毛病，那就是严重的失眠，多少年来，她都靠安眠药来帮助睡眠。她说，这在西方，就应该算是一种病，忧郁症。我看着她惨白的面色，对这个自称患忧郁症的女性，身体里所蕴藏着的顽qiáng的艺术创造力，感到不大好理解。她要是在大街上走着，你看着她那还是很年轻优美的身材，你根本无法想象她是什么年纪的人。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9频道找我，要我帮助联系严歌苓做一次英语的访谈，结果，正好她回来，就去上了节目。我看她的英语还很流利，毕竟是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而且学的还是英文写作，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2005年8月2日
刘易
写到这样淋漓尽致、毫无保留、毫不含蓄的地步，让我感到毫不性感。这是她们最悲哀、最失败的地方。
这一现象跟中国文坛的热炒热卖很有关系，另一个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心理的粗俗化。一个作家美不美完全文不对题，这个提法本身就很荒诞。
作为近年来在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严歌苓的作品曾获得台湾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奖，其长篇小说《扶桑》去年还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今年1月，当代文学出版社把她的著作整理成七本一套的《严歌苓文集》出版，严歌苓为此回到国内，并出席了在王府井书店举办的签售活动。
社会的输者各有不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
问：在这部文集的作品中，您自己最喜欢哪一篇？您写过病残者、假婚者、海外中国名jì，近来又屡屡触及同性恋的主题，有人说您的作品越来越边缘化，您怎么看？
严歌苓：我是一个凭着激情和才华来写作的作家，我不改作品，不会左变右变的斟酌，所以对自己的作品留下的印象就是激情是否最饱满、写作是不是最顺畅？想想当时的感觉，觉得状态最佳、发挥最好的，应该还是《雌性的草地》，那时候年轻，jīng力旺盛。
其实边缘人物的命运更让我感兴趣，主流是什么？主流是会计、律师、职员之类。我对社会上的输者感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写作就要写有个性的人物。
第三次突破——进入美国商业出版
问：您现在的创作方式大都是双语齐下的。请问您是如何保持双语状态的，在好莱坞做编剧对您的创作生涯有什么影响？
严歌苓：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作，还要让美国的读者接受，最大的难度是文化，不是仅仅懂了语言就能写好的。例如一句话在你用汉语想象的时候是很幽默的，但在美国文化的上下文环境中根本就不幽默，或许还会相反；你认为非常感动，很可能到美国文化中是太过分的多愁善感，外国人对中国作家普遍的反映就是多愁善感，遣词造句抒情太多。
英文编剧在我的创作中非常重要。我觉得不管怎样，这是好莱坞，是世界上最正规的电影企业（不能说电影事业），每个人的那种硬碰硬的实力绝对不含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次考验，也是对自己潜能的挖掘，看看我还能有什么突破。
我一生中有三个突破。作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我30岁左右到美国学习用英文写作、拿学样，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个突破就是为好莱坞编剧，用英文写剧本，这两个突破，我已经完成了。第三个突破，就是直接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的商业出版渠道。我觉得，如果生活中没有一再的突破的话，会很没劲的。
写到毫无保留的地步，是一种悲哀
问：您对大陆文坛这几年流行的“美女作家”现象持什么态度？作为一名作家，您平时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严歌苓：首先我认为这跟中国文坛的热炒热卖很有关系，第二就是整个社会心理的粗俗化。一个作家美不美完全文不对题，这个提法本身就很荒诞。但这种事也不是孤立存在的，那种大胆的描写、对自己隐私的bào露等，国际上也有，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到中国来晚了二三十年而已，我觉得它很快就会过去，这样东西有多大生命力呢？
这些作者所追求的东西我不能苟同。我认为她们最悲哀的是：写到这样淋漓尽致、毫无保留、毫不含蓄的地步，让我感到毫不性感。一点都不性感，这是她们最悲哀、最失败的地方。你可以没有爱情，连性感都没有了，那就彻底的失败了。
有媒体把我也称为美女作家，我跟她们不是一个年龄阶段的，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我觉得很奇怪。我想写成她们那样也不可能，那不在我的生命范围之内。
我特别在意能够有一个纸对的、独立的空间，我还特别重视休息，特别是在非常呕心沥血的状态下度过一天以后，绝对需要休息。所以我会传真也不回，电话也不接，很多事情一拖就是很长时间，因为我是一个绝对要求空间的人，有很多时候是希望绝对不受打扰的。
西方人很尊重个人空间，我要创作或要独立思考的时候，就会对我丈夫说对不起，刚才和你说话的时候心不在焉，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要考虑完，他会说好好好，你就去考虑吧！他不介意，能够理解很多东西是由作家这个工作的特性造成的，不是怪癖，他尊重我的心理习惯和行为习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文明的家庭关系。我所做的就是安排好他的生活，做好家务，做很好吃的饭。我对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是能造一个很好的家，我认为这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帮助和最自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