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其人其文_严歌苓【完结】(36)

2019-02-19  作者|标签:严歌苓

所以,你看,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可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恋爱。我们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海涅、普希金、拜伦、雪莱,以及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的解读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爆发,才能最后将它们解密。这就是二十岁的我。

北京晨报2009年3月

南方周末

十年前,导演丁荫楠就找过严歌苓写《梅兰芳》,当她读完了梅兰芳传记后,电影却并未启动;十年后,找严歌苓写《梅兰芳》的换成了陈凯歌。

严歌苓写《梅兰芳》前,梅家曾经给陈凯歌一个剧本。陈凯歌对那个剧本印象不好:“写的都是这个人怎么与众不同,我觉得写某人某年做了某事,好像挺没意思的。”后来陈凯歌对严歌苓说:“gān脆你来写吧。”——陈凯歌买过严歌苓的小说《白蛇》,想把它拍成电影,但这个计划一直没实现。

不久,她从陈凯歌那里拿到了一页纸,上面是开给她的人物传记电影清单,包括:《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

南方周末:写剧本之前,你对梅兰芳有多少了解?

严歌苓:我以前听外婆和母亲谈到过梅兰芳,那是她们的神话。动笔前,我读了能够找到的有关梅兰芳的所有著作,看了所有影像资料,听了一些他的唱段,也读了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载和评论,还有《孟小冬传》。同时,凯歌找梅家谈了好多次,再把信息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梅兰芳留下的自述。综合起来,你能意识到梅兰芳人格的伟大。

南方周末:伟大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他追求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论是唱戏还是做人;他独善其身,很少虚度时光;不管多艰难,拐多少弯,他始终坚持原则;他很少有大道理,只是用平常心,就坚持了大节问题;他善良、大度,书上记载他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开好多桌饭,戏剧界的穷艺人常常到他家蹭饭;鲁迅他们骂他,他也不计较……反正我挺欣赏他。

南方周末:你对梅兰芳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严歌苓:他的成长过程正好是民国的成长过程,他能把中国上到袁世凯、蔡元培、胡适,下到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能融到他戏里来,变成一个民族缩影。他在台上改革京剧,中国在台下改革社会,从观众都是男人到女人可以到公共场合看戏,这一切变化似乎就是他几出戏的功夫。

南方周末:你曾说男旦这个文化现象很有趣,“隐喻和象征了文化中的某些特质”,你指的是什么?

严歌苓:你不觉得男旦体现一种没落、病态的美吗?它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只有像古代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种有古老文化的地方才能产生。我总觉得古代人在性方面是大胆,很有想象力的。男旦是一种无奈的产物——因为女人不能抛头露面上台演戏,但中国却让这门古老艺术登峰造极。懂得通过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对女人的表现来欣赏女人,恐怕得非常世故、非常老到的文化才会有。

南方周末:写小说可以虚构,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会有许多限制,尤其是《梅兰芳》,哪些是你虚构的,哪些是规定动作?

严歌苓:基本事件都是基于真实的,有时候根据戏剧结构需要调换了一下时间。一些人物是创作的,有时把两三个人物合在一起,有时候要改名更姓。

南方周末:这些有多困难?

严歌苓:困难很多。我不擅长写剧本,戏剧架构搭得好好的,可一到具体写起来,发现人物台词或者行为不对,好的台词、动作要为戏剧服务,又要为人物服务,但又要不露痕迹,顾上这头,顾不上那头。戏就被冲淡了。

南方周末:戏会“淡”在哪里?

严歌苓:作为小说家,我是个注重故事的人,我所写的也都是原素材就很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在写的时候,一般是要努力提高文字的文学性,用文字的可读性,冲淡故事的可读性。文字的魅力和潜力是我创作的第一乐趣。小说创作要避开情节编排上的俗套,就会形成“淡”。电影不一定,你在小说中避开的东西,也许是戏剧的必需。

南方周末:陈凯歌怎么“挖掘”你?他“识货”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凯歌总能抓住我对人物设计的最好的动作和台词,就是我的得意之笔。而我心虚的地方,他也会马上发现,比如有几句台词,我写的时候觉得做作,但一时想不起更好的,他马上就发现了,说:“这几句里面玄机太多了。”我对梅兰芳这个人物核的设想,他也是很懂。

南方周末:陈凯歌是个qiáng势的导演,你跟他合作有分歧吗?

严歌苓: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多,有了分歧,凯歌就会说:歌苓,咱们都分头再想想,明天争取拿出个方案。凯歌挺注意保护我的情绪的。还有我认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作品的最终完成权在导演那里,只要他能把我说服,我一般都不会对抗,对抗不会有用啊。

孙小宁

与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约过几次采访,都因各种原由错过了。不觉得遗憾,因为她本就来去勿勿。她的作品陆陆续续在国内出版,但直到年初当代世界版的《严歌苓文集》出版,才算是扎扎实实地接触到全貌。很厚实的七本,好像每一部都有动静。不是被改编成电影,就是获过这个奖那个奖。在海外呆久了的作家,笔触在海外的华人世界打转,并没有什么稀奇,严歌苓让我意外的是:她在远离中国的国度,常常写的是国内的生活,且有很多以“文革”为背景。与现实拉得最近的一部作品《谁家有女初长成》,也是都市人很难触到的底层——一个乡下少女被拐卖的经历。难为她点染得那么出神入化,让人为之骇然。终于跟严歌苓见面,是在北京冬天的第一场雪后。她说刚从河南体验生活回来,正在酝酿一部小说,是20年前听到的一个故事,跟土改有关,她看到了故事发生时的窑dòng,还有主人公的儿子。

为什么总对几十年前的生活感兴趣?问她的时候,脑子里转的是她的《人寰》、《白蛇》、《雌性的草地》。像被大家写尽了的“文革”,在她笔下总跳跃着新鲜的质感。她说是因为有距离。“对当下都市生活我没有激情,可能也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许多故事当时听了很震撼,但到了一定时候,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它就失去了价值。而一个故事如果在我灵魂里萦绕20年还不去的话,它就值得我好好写下来。”“其实写‘文革’,哪怕你写唐朝,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的思考是现代的。”“‘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追问,人为什么在那十年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接触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很多事情会往那方面联想,会把善恶的界限看得更宽泛一些。”

严歌苓认为去美国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因为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作为一个移民来说,面对新的国度、新的语言文化,很多都像一个再生的过程。这时人会特别敏感,尤其是语言还不能自由表达时,第六感官,像动物似的敏锐。那个阶段我创作了很多移民题材的小说。”可堪欣慰的是,她还挖掘出另一种潜能:做一名好莱坞编剧。她把去年五月被吸收进好莱坞编剧协会看成她商业写作的胜利。虽然编剧不像小说家那么自由,但她从中也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一个人学会编剧,脑子里要有一双眼睛,MINDEYE(心眼),这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看到方位、看到道具,人物充满动作,看起来动感就比较好。有了动感小说不枯燥,也不说废话。所以我现在小说根本没有‘像什么似的’那种字眼。而且电影剧本写的好是很诗化的,英文剧本尤其要求你gān巴、简练,不可能有形容词或副词,所以写着写着文风就改变了,变得非常简朴、非常酷。这时也会出现另一种诗意、情调和力量。”

虽然身在美国,有小说电影双重的影响,严歌苓仍表示愿意做一个边缘人。她说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在国外呆一个月,在国内呆两个月,不断走来走去。在国外,她是少数几个不开车的作家。“我喜欢坐公车,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把他们有意思的事情记下来。”回到国内,她则选择乡下作为体验生活之地。城市生活在她看来是空心的,有浓浓的友情与亲情,但沉溺久了,就觉得饱。“我已经在河南买了一块地,打算明年到那儿种麦子。”严歌苓平静说出以后的计划。

2003年11月28日

LADY

9年成绩:80分

9年感悟:人越来越成熟,梦想就会越来越简单。

严歌苓的人生并不疏于她笔下的小说。

她12岁当兵,成都习舞;20岁当过战地记者,在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目睹死神的频繁降临;年届而立自学英语赴美留学,如今她给好莱坞创作剧本,英文小说得到美国《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的好评。

她和外jiāo官先生曾经联袂上演过一出美妙的20世纪末版“不爱江山爱美人”:严歌苓一度受到FBI的监控和审查。为了和她结婚,会9国语言的劳伦斯在前途无量的外jiāo官生涯与严歌苓之间,毅然放弃了前者。那是每一个女子都堪以骄傲的。“他很古典,认为难得的爱人比适合的工作难找,这件事我至今仍很感动。最享受的,莫过于自己和丈夫一人一杯红酒,就站着一直聊天,海阔天空。”

她笔下的女性,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田苏菲,她们都是性感的,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她平生已经编著了三部电影剧本:《少女小渔》给了李安,《女房东》给了李翰祥,《天浴》给了好友陈冲,严歌苓说,下一步是为陈凯歌编剧《梅兰芳》。

很爱她的那本《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说,“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

LADY:在9年中,您有哪些jīng彩的故事和难忘的经历?你这个九年收获多少?又失去多少?

这九年确实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情。比如我和我先生一块去非洲的尼日利亚住了两年,了解了当地的文化、政治、宗教、生态等等。另外一件更大的事情,是我们领养了一个女儿,她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给了我更多的笑声,(我原本就爱笑),也更使我忙得发疯。第三件事或许也值得一提,就是我的英文小说出版了,并得到美国《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的好评。直接用英文写作,对于我是一项突破。九年中我失去的和所有人一样,是岁月年华。

LADY:有人说,人生是机遇也是选择,在您的生活中有这样的经历么?您面对的机遇与选择是怎样的?

我面临的选择并不多,写作对我来说是别无选择。我不知道除了好好写作我还能gān什么。我的机遇应该说不算多,比如我把英文小说辛辛苦苦写出来了,jiāo给了出版人,他马上决定出版,表面上给我创造了一个新语种的出版机遇,实际上这里面并没有机遇本身所含有的偶然性,百分之八九十是努力的必然。所以我越来越不看重机遇。我每天的选择是跑步还是不跑步,喝酒还是不喝酒。在非洲生活没有其他娱乐,大家总是聚在一块喝酒聊天,所以离开非洲还很难改掉这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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