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看，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可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恋爱。我们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海涅、普希金、拜伦、雪莱，以及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的解读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爆发，才能最后将它们解密。这就是二十岁的我。
北京晨报2009年3月
南方周末
十年前，导演丁荫楠就找过严歌苓写《梅兰芳》，当她读完了梅兰芳传记后，电影却并未启动；十年后，找严歌苓写《梅兰芳》的换成了陈凯歌。
严歌苓写《梅兰芳》前，梅家曾经给陈凯歌一个剧本。陈凯歌对那个剧本印象不好：“写的都是这个人怎么与众不同，我觉得写某人某年做了某事，好像挺没意思的。”后来陈凯歌对严歌苓说：“gān脆你来写吧。”——陈凯歌买过严歌苓的小说《白蛇》，想把它拍成电影，但这个计划一直没实现。
不久，她从陈凯歌那里拿到了一页纸，上面是开给她的人物传记电影清单，包括：《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
南方周末：写剧本之前，你对梅兰芳有多少了解？
严歌苓：我以前听外婆和母亲谈到过梅兰芳，那是她们的神话。动笔前，我读了能够找到的有关梅兰芳的所有著作，看了所有影像资料，听了一些他的唱段，也读了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载和评论，还有《孟小冬传》。同时，凯歌找梅家谈了好多次，再把信息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梅兰芳留下的自述。综合起来，你能意识到梅兰芳人格的伟大。
南方周末：伟大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他追求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论是唱戏还是做人；他独善其身，很少虚度时光；不管多艰难，拐多少弯，他始终坚持原则；他很少有大道理，只是用平常心，就坚持了大节问题；他善良、大度，书上记载他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开好多桌饭，戏剧界的穷艺人常常到他家蹭饭；鲁迅他们骂他，他也不计较……反正我挺欣赏他。
南方周末：你对梅兰芳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严歌苓：他的成长过程正好是民国的成长过程，他能把中国上到袁世凯、蔡元培、胡适，下到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能融到他戏里来，变成一个民族缩影。他在台上改革京剧，中国在台下改革社会，从观众都是男人到女人可以到公共场合看戏，这一切变化似乎就是他几出戏的功夫。
南方周末：你曾说男旦这个文化现象很有趣，“隐喻和象征了文化中的某些特质”，你指的是什么？
严歌苓：你不觉得男旦体现一种没落、病态的美吗？它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只有像古代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种有古老文化的地方才能产生。我总觉得古代人在性方面是大胆，很有想象力的。男旦是一种无奈的产物——因为女人不能抛头露面上台演戏，但中国却让这门古老艺术登峰造极。懂得通过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对女人的表现来欣赏女人，恐怕得非常世故、非常老到的文化才会有。
南方周末：写小说可以虚构，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会有许多限制，尤其是《梅兰芳》，哪些是你虚构的，哪些是规定动作？
严歌苓：基本事件都是基于真实的，有时候根据戏剧结构需要调换了一下时间。一些人物是创作的，有时把两三个人物合在一起，有时候要改名更姓。
南方周末：这些有多困难？
严歌苓：困难很多。我不擅长写剧本，戏剧架构搭得好好的，可一到具体写起来，发现人物台词或者行为不对，好的台词、动作要为戏剧服务，又要为人物服务，但又要不露痕迹，顾上这头，顾不上那头。戏就被冲淡了。
南方周末：戏会“淡”在哪里？
严歌苓：作为小说家，我是个注重故事的人，我所写的也都是原素材就很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在写的时候，一般是要努力提高文字的文学性，用文字的可读性，冲淡故事的可读性。文字的魅力和潜力是我创作的第一乐趣。小说创作要避开情节编排上的俗套，就会形成“淡”。电影不一定，你在小说中避开的东西，也许是戏剧的必需。
南方周末：陈凯歌怎么“挖掘”你？他“识货”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凯歌总能抓住我对人物设计的最好的动作和台词，就是我的得意之笔。而我心虚的地方，他也会马上发现，比如有几句台词，我写的时候觉得做作，但一时想不起更好的，他马上就发现了，说：“这几句里面玄机太多了。”我对梅兰芳这个人物核的设想，他也是很懂。
南方周末：陈凯歌是个qiáng势的导演，你跟他合作有分歧吗？
严歌苓：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多，有了分歧，凯歌就会说：歌苓，咱们都分头再想想，明天争取拿出个方案。凯歌挺注意保护我的情绪的。还有我认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作品的最终完成权在导演那里，只要他能把我说服，我一般都不会对抗，对抗不会有用啊。
孙小宁
与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约过几次采访，都因各种原由错过了。不觉得遗憾，因为她本就来去勿勿。她的作品陆陆续续在国内出版，但直到年初当代世界版的《严歌苓文集》出版，才算是扎扎实实地接触到全貌。很厚实的七本，好像每一部都有动静。不是被改编成电影，就是获过这个奖那个奖。在海外呆久了的作家，笔触在海外的华人世界打转，并没有什么稀奇，严歌苓让我意外的是：她在远离中国的国度，常常写的是国内的生活，且有很多以“文革”为背景。与现实拉得最近的一部作品《谁家有女初长成》，也是都市人很难触到的底层——一个乡下少女被拐卖的经历。难为她点染得那么出神入化，让人为之骇然。终于跟严歌苓见面，是在北京冬天的第一场雪后。她说刚从河南体验生活回来，正在酝酿一部小说，是20年前听到的一个故事，跟土改有关，她看到了故事发生时的窑dòng，还有主人公的儿子。
为什么总对几十年前的生活感兴趣？问她的时候，脑子里转的是她的《人寰》、《白蛇》、《雌性的草地》。像被大家写尽了的“文革”，在她笔下总跳跃着新鲜的质感。她说是因为有距离。“对当下都市生活我没有激情，可能也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许多故事当时听了很震撼，但到了一定时候，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它就失去了价值。而一个故事如果在我灵魂里萦绕20年还不去的话，它就值得我好好写下来。”“其实写‘文革’，哪怕你写唐朝，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的思考是现代的。”“‘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追问，人为什么在那十年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接触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很多事情会往那方面联想，会把善恶的界限看得更宽泛一些。”
严歌苓认为去美国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因为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作为一个移民来说，面对新的国度、新的语言文化，很多都像一个再生的过程。这时人会特别敏感，尤其是语言还不能自由表达时，第六感官，像动物似的敏锐。那个阶段我创作了很多移民题材的小说。”可堪欣慰的是，她还挖掘出另一种潜能：做一名好莱坞编剧。她把去年五月被吸收进好莱坞编剧协会看成她商业写作的胜利。虽然编剧不像小说家那么自由，但她从中也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一个人学会编剧，脑子里要有一双眼睛，MINDEYE（心眼），这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看到方位、看到道具，人物充满动作，看起来动感就比较好。有了动感小说不枯燥，也不说废话。所以我现在小说根本没有‘像什么似的’那种字眼。而且电影剧本写的好是很诗化的，英文剧本尤其要求你gān巴、简练，不可能有形容词或副词，所以写着写着文风就改变了，变得非常简朴、非常酷。这时也会出现另一种诗意、情调和力量。”
虽然身在美国，有小说电影双重的影响，严歌苓仍表示愿意做一个边缘人。她说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在国外呆一个月，在国内呆两个月，不断走来走去。在国外，她是少数几个不开车的作家。“我喜欢坐公车，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把他们有意思的事情记下来。”回到国内，她则选择乡下作为体验生活之地。城市生活在她看来是空心的，有浓浓的友情与亲情，但沉溺久了，就觉得饱。“我已经在河南买了一块地，打算明年到那儿种麦子。”严歌苓平静说出以后的计划。
2003年11月28日
LADY
9年成绩：80分
9年感悟：人越来越成熟，梦想就会越来越简单。
严歌苓的人生并不疏于她笔下的小说。
她12岁当兵，成都习舞；20岁当过战地记者，在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目睹死神的频繁降临；年届而立自学英语赴美留学，如今她给好莱坞创作剧本，英文小说得到美国《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的好评。
她和外jiāo官先生曾经联袂上演过一出美妙的20世纪末版“不爱江山爱美人”：严歌苓一度受到FBI的监控和审查。为了和她结婚，会9国语言的劳伦斯在前途无量的外jiāo官生涯与严歌苓之间，毅然放弃了前者。那是每一个女子都堪以骄傲的。“他很古典，认为难得的爱人比适合的工作难找，这件事我至今仍很感动。最享受的，莫过于自己和丈夫一人一杯红酒，就站着一直聊天，海阔天空。”
她笔下的女性，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田苏菲，她们都是性感的，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她平生已经编著了三部电影剧本：《少女小渔》给了李安，《女房东》给了李翰祥，《天浴》给了好友陈冲，严歌苓说，下一步是为陈凯歌编剧《梅兰芳》。
很爱她的那本《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说，“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
LADY：在9年中，您有哪些jīng彩的故事和难忘的经历？你这个九年收获多少？又失去多少？
这九年确实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情。比如我和我先生一块去非洲的尼日利亚住了两年，了解了当地的文化、政治、宗教、生态等等。另外一件更大的事情，是我们领养了一个女儿，她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给了我更多的笑声，(我原本就爱笑)，也更使我忙得发疯。第三件事或许也值得一提，就是我的英文小说出版了，并得到美国《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的好评。直接用英文写作，对于我是一项突破。九年中我失去的和所有人一样，是岁月年华。
LADY：有人说，人生是机遇也是选择，在您的生活中有这样的经历么？您面对的机遇与选择是怎样的？
我面临的选择并不多，写作对我来说是别无选择。我不知道除了好好写作我还能gān什么。我的机遇应该说不算多，比如我把英文小说辛辛苦苦写出来了，jiāo给了出版人，他马上决定出版，表面上给我创造了一个新语种的出版机遇，实际上这里面并没有机遇本身所含有的偶然性，百分之八九十是努力的必然。所以我越来越不看重机遇。我每天的选择是跑步还是不跑步，喝酒还是不喝酒。在非洲生活没有其他娱乐，大家总是聚在一块喝酒聊天，所以离开非洲还很难改掉这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