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结语
《芝加哥太阳报》曾经评价严歌苓的语言“像诗一般的jīng细”，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严歌苓更是jīng致的。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身体里却蕴藏着太多的能量，一旦爆发出来，不但能够创作出史诗般的作品，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陈冲
我是严歌苓的新长篇《第九个寡妇》的第一个读者。像往常一样，歌苓在刚完成部作品时总是茫然困惑，自信心一落千丈，在一种奇怪的低cháo的心情中把稿子发给了我。这让我不由自主想到女人分娩后的产后抑郁症：无论生了多jīng彩的孩子，母亲都会陷入莫名的灰心颓丧，甚至认为分娩出的生命是低质的。《第九个寡妇》无疑是非常jīng彩的，我在读前几章时就用E-mail告诉她：“Iloveeverywordofit!”读完全篇，我简直不能想象,平时和我一块儿跑步、看电影、逛街、穿珠子的歌苓居然能写出如此震撼的作品。我再次给远在非洲的她写了E-mail,告诉她我对小说的看法：这本书无论放到世界上的任何语言、任何文学中去，它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作品。我承认我对歌苓的作品怀有偏爱，但女人是感性的，往往一爱就偏，不偏就不热烈。
对寡妇王葡萄，谁又能不偏爱呢？偏爱意味着护短，对这个人物的负面（尽管很少）———比如不贞，比如缺乏忍让的传统美德视而不见。最令我不能原谅的一点是她抛弃亲生儿子挺。但一切都没有影响我对葡萄的偏爱。偏爱还意味着无条件的全面接受。一旦偏爱开始，理性就终结了。你会设身处地为葡萄去开脱，把她的不近情理之处合理化。抛弃她和少永的儿子挺让我这个两个女儿的母亲难以接受，但由于偏爱，我还是在葡萄和挺分离时为她热泪盈眶。葡萄这个举动不仅意味着她对母子关系的割舍，也意味着她对少永爱情的放弃。这割舍其实是葡萄终极道德和人格的取舍，我把她合理化为对背叛的背叛———孙少永背叛父亲，也就是背叛人伦以及背叛基本的是非观（他的地主父亲孙怀清是个好人），葡萄以舍弃少永的孩子来割断由孩子牵拉的她与他之间的纽带。葡萄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层，这只是我对她产生偏爱后为她寻找的行为依据。
我喜爱歌苓的小说，是从读她的《雌性的草地》开始的。那还是一九九一年。我读完之后，为作品的磅礴大气，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小说的深远情怀以及罕见的激情而震惊。当时我对借书给我的朋友说：“她的激情都要把我给烧化了。”再次读这部小说时，我发现尽管它激情澎湃，歌苓始终将小说置于冷调的控制中。这也是她的一贯风格。
后来她的小说接连在海外获大奖，记得有一年她一连夺下三个一等奖。到《扶桑》和《人寰》，她得奖已经是旗开得胜，手到擒来。《天浴》的小说得奖之前，她跟我讲起这个故事，讲得并不详细，但我告诉她我能从中看到一部很美的电影。小说从口述变成文字后，那些画面更有质感，几乎可以嗅到川藏草原的气息了。歌苓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就在于她是调动自己的感官感觉来写作的，她的文字呈现的东西似乎不仅可阅，也可视，可触，所以在读她的作品时，读者的感官快悦也会被调动起来。她的深沉被极其细腻的女性感官式表达所渗透，使我感到多层次的满足。而她的声、光、色、动作往往让我们这些所谓的电影人误认为她的小说是含金量极高的电影原材料，直到改编时才会感到不解：怎么会这么难改编呢？改编《扶桑》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其实《扶桑》那浓郁的色彩和画面以及特色十足的人物都是假象；歌苓是一个有着发达的形而上思维的人，《扶桑》中一切形而下的元素———无论怎样立体可视，呼之欲出，其实是服务于她的形而上的思考的。我发现越是抽象的故事，歌苓越发投入细腻的感官感染力，以感官的感染力建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亲昵沟通，把读者带入感官佳境，不知觉中接受她形而上的思考。
《第九个寡妇》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歌苓。小说中不再有形而上的痕迹，溢于字里行间的就是浓郁的生活气息，活生生的人物。有一点没有改变，就是小说仍然充满动感。尽管歌苓在每一部小说中都想突破点什么，但这一次的“摇身一变”实在令我意外，或者说喜出望外。从中我看到了她那淡泊的成熟。我对一个我和歌苓共同的朋友说：“歌苓是登峰造极了。”最让我猝不及防的是她语言上的变化。我不能想象这样又土又侉又生动的语言会出于她的手笔，又被她运用得通灵传神，似乎给小说增添了一味辛辣但淳美的调料，把整个作品变成一道浓烈的美味。歌苓那土气的文字使人在幽默鲜活的语言氛围里避过了被煽情的危险，以一种平常心接受了一段悲凉的历史。这不能不让我想到歌苓语言上的天分和她的个性；她会冷不防冒出一句某地方言，有时她也会静静地幽人一默或幽己一默，这样的个性放到《第九个寡妇》的语调中，真是绝妙。
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理想主义。歌苓是个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者。读过弗洛伊德理论的她并不被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改变丝毫。对人性的认识似乎更使她坚持她的理想主义。在她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彻底的反派，即便有她对他们也只是嫌恶或者可怜。苏轼的“不应有恨”在于歌苓还要加上“不屑有仇”。在《第九个寡妇》中，她借葡萄多次对那种一呼百应的大众仇恨表示出巨大的纳闷。就像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著名的开场白：“我有一个梦想”，在歌苓所有作品里你似乎都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无论她怎样向你展示人性的无望，她的梦想都没有破灭过。善良的人大多是易感的，正如歌苓，她会身临其境地写出像《第九个寡妇》这样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善良也导致多情，多情的人自然会像歌苓这样，替别人去动情，为她的笔下人生动情，然后再让我们为她动情。
羽白冰蓝
我是在98年2月发现《扶桑》的。它的第一版，96年2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文瀚阁创作丛书之一，是制作成本最低的那种图书，一本8元4角，首次印刷仅8000册。jīng薄jīng薄的一本，不知为何脱离了从那套丛书孤零零地立在书架上，夹在一本一本的书里，像极了一枚书签，普通得让人很难看到它。96年到98年整整两年，发行量本来就不大，可我还能买到第一版，可见，它是多么的受人冷落。
至今我也不清楚当时我为什么把它那么果断地抽了出来。我没听说过《扶桑》也不知道严歌苓。在她之前，我看的国内近期女作家的书，我记得的，只有李银河、陈染、林白、毕淑敏张抗抗铁凝等。严歌苓，是唯一的一个未经人推荐由我自己了解的作家。所以，对于歌苓，就有一份感情在里面，喜欢她的程度，必然会超越其它人。
当时，没有多加思考就买下了《扶桑》。一方面它便宜，更重要的是，封底上有几行黑色小字：……作品充满电影般的画面感和雕刻般的心理刻画，揭示了……令人触目惊心。
具有动感的小说，是我的最爱。简单地说，它让文字所承现的画面感，会让读者觉得在看一部电影一样轻松；它带给读者的美感也是极具冲击力的。能让小说“动”起来，和用普通词汇就能创造美好意境一样，我一直认为是作者的本事。
《扶桑》之花，红在他处，95年摘了台湾一个重要奖后至今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发行量频频上升，一版再版。02年，《扶桑》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１０名。知道这个消息时，心情激动的同时也有些怪怪难言的感慨。不管怎么说，我为体弱失眠的严歌苓祝福。
市场文学类图书的营销，策略上成功了，小说才有发行量，那些或老或旧的作者，也随之而名，走进万户我等平常百性眼界之内。严歌苓一直是低调的，就像她那部已经获奖的小说很长时间都无人问津一样，她成名的过程，与国内一些捧红的作家有着本质的不同。
大概五、六年前，陈冲要把《扶桑》搬上银幕，我心中暗喜。陈冲把歌苓《天浴》拍得极好，相信她也不会错待《扶桑》。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扶桑》却一直未开机，内情不详，只知道女主角看来看去不中意，从舒淇张曼玉到章子怡，男主角先传姜文后传梁家辉还有周润发。
感觉，严歌苓的《扶桑》就是为了电影而写的小说。绯闻传是为了陈冲而写，显得很低俗。
很多作家的笔下，都有jì女的身影。扶桑，就是歌苓笔下的一个jì女——第一代女移民（早期？）——用肉体款待天下的jì女。
严歌苓借扶桑的身体，让她负载一段沉重而悲惨的过去，一段真实的移民血泪史，其实包括美国历史书上称为“最奇特的社会现象”：白种男童，用午餐的糖果费向中国的jì女定期造访……
我想，严歌苓是看好了这个题材。她翻阅惊人数目的资料，就为小说的一个内容：这些jì女，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开始掉牙，活到二十岁的很少。
而扶桑活着，水灵得显得另类了。
好看的《扶桑》
说《扶桑》好看，当然是指两方面，一是故事，二是字及由字而造的意境。先说故事。
《扶桑》不长，一版仅二百页，故事却是个大故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有个女孩子，嫁了人了可丈夫却在国外。一日有人说她是丈夫的朋友来接她出国。从不投防的扶桑一直是嘴拙且少言寡语，她在想什么从没人知道，严歌苓也不知道，严歌苓穿越百余年的时空用灵魂与扶桑对话，是这篇小说新鲜而jīng彩的部分之一。然而，我们看到是严歌苓在倾述，扶桑以十年如一日的倾听模样回应着。她迷一样的微笑，听任由他人牲口一样待她却不改她永远的微笑。她相信了那个男人，从此，她成了jì女。
成了jì女的扶桑，从不反抗，一心一意地等着见丈夫，这之前，她得活着，并美丽着，她决定不了自己活下来的方式，但她可以选择微笑。因为，她要活下来。而她的丈夫，那个华工头，多次与她相遇而不相知。他是包她的客人，他爱她也蹂躏她，可他不明白，她那永远的微笑与柔顺看上去为什么总像是发自内心的？最后，华工头因杀人判绞刑，扶桑在刑场上与他举行婚礼。白人少年对她的痴迷，那奇异的爱情，单纯而热烈，刻骨铭心。而各自的身份必然决定了结局是眼泪，可扶桑，依然微笑。第一次读，对于扶桑，我只有两个词：性奴。情奴。
两个故事，都是主线。背景又是真实的史实。一些场面，史书上都有，包括大罢工包括贩卖jì女等都是真实的。在严歌苓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的美国社会与华工、华人的矛盾冲突、qiáng烈的敌意，对华人的纵火、抢劫和杀人过程，并不时地让时空来回穿梭，真正的本意是挖掘华人在美国从历史到现在的点点滴滴。
说说《扶桑》里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