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严歌苓：我在李准家呆了8年，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去了玉溪农村，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
人物周刊：你在90年代的创作灵感，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qiáng行切换？
严歌苓：语言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更敏感。潜台词会一直在心中，一直在涌动，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既然口上说不完，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那时候，想象力真的在飞翔。
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极大的乐的事情，只有创作能唤起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会很焦虑，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
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创作我都不舒服。
人物周刊：你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进了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每个人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慷慨。我的哲学就是：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
南都周刊·张守刚
那时候我不够红吗？
多年之前，作家麦琪曾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再次听到这话，严歌苓大笑道：“啊？当时难道我不红吗？我的作品在台湾得了9个奖，而且都是那么大的奖。”
谈笑间，《梅兰芳》《一个女人的史诗》等最新影视剧的风头，已经湮没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渔》那种小众化的荣光。
已经习惯了严歌苓的改变。这一次，长篇小说《寄居者》让人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内。如果剥去了沉重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男女情感关系的角度来说，《寄居者》中的女子寻找真爱的过程像极了一部流行的韩剧。主人公May(玫)，以为自己喜欢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触另一个男人杰克布，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后者是自己的最爱。
这一点上，严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体验都雷同：女人会抵触某种男人，他们或者邋遢不够绅士，或者粗鲁不够文雅。女人自己会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于是，越喜欢，越抵制。在之前的长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jì女的口吻讲述了这种欲罢不能的爱情。
这次，在《寄居者》中，她试图找到一种别样的语调：一位老妇人在回忆很多年前自己策划实施的一起善恶参半的事件。May起初诱惑杰克布的目的，仅仅是想偷到他的护照，帮助自己的犹太人未婚夫彼得逃离将成魔窟的上海。
她个人的形象扑朔迷离，她的写作也一直在变。从军营作家到海外作家，用“华丽转身”形容绝不为过。如果非要寻出她一以贯之的原则，那就是两个字：经济。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图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种jīng炼。还有，除了自传性很qiáng的《有个女孩叫穗子》，她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来源五花八门，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准之子)的故乡。
原始的冲动。她被一种写字的“激动”驱使着。她用铅笔写小说，写到自己不能把握人物命运的时候，她才开始感到兴奋，感到刺激。“知道吗？我为什么也用英文来写小说？因为使我感到缺乏把握。未知的东西才有意思，才好玩！”
因为《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她近来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会成为另一个张爱玲吗？她会冷冷地回答：张爱玲只会有一个。“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以后我还会写上海，那也还是我的上海，不是张爱玲的。”
私密的另一条命
一直在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自己也一直在变，在决裂。从去美国的1989年开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条命”里。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从军13年，她最大的收获是“胸襟”。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在杂志上写，严歌苓是多么优雅的女人啊，听到这个，她会有点慡朗地笑出声来，她自称很有军人气质，“粗线条的，不婆婆妈妈，也不细腻”。军队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个人走在马路上，不能横着走，要竖着走成一排。
“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集体，发现一点细腻的东西，它都会扼杀你。从人性角度来讲，我确实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显谨慎，不过她的作品早表达了她的立场。《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都是军队题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中，她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肉体献给陌生的男人——你会感到背后的严歌苓，嘴角含着隐忍之冷。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兰芳》的陈凯歌为什么把她引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后，陈凯歌一语点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对共同经历过的“文革”荒诞时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条自由的命，肇始于1989年。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那一年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开始了她的海外生涯。从英语的每一个单词，从叉子西餐简单的生活技巧，这位30岁的女人，开始了自己“返老还童”的痛苦历程。
一边刷盘子，一边写字，写作依然是她谋生的手段。她写很多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报刊，挣美金。她没觉得那时候为了赚钱的作品，写的不如现在，相反，她甚至觉得那时候写的比现在好。
在陌生的国度里，生长出另一个严歌苓。“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自然可以想象，“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欢的美国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来的乐与痛。
半路出家学来的西方文化，让她没有归宿感。“基督教文化是qiáng势的，美国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边缘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脱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这几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严歌苓短暂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经缺席了20年的北京。“变了，变得很厉害。”她叹息说，“要好好补课。”
有主意，但也可以算了
她的生活是与世隔绝，也享受这种隔绝。她的生活永远都是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写作。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与美国外jiāo官劳伦斯结婚。再婚生活非常幸福，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每两三年，他们都要换一个国家或地区居住。从2006年的9月份到现在，他们一直居住在台湾。“刚去非洲的时候很不适应，适应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须走。”她说，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国居住的伯克莱，那里有一座对着海湾的美丽房子。
家庭生活幸福得令人妒忌。所以被问到任何关于家庭的问题，她都一脸幸福，笑语晏晏。不过，国家不幸诗人幸——美满的家庭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幸运吗？
50岁的严歌苓回答说，写作跟家庭幸福不幸福没有关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释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个生活幸福的人，他离开那个世界源于一种敏感。一个人能否写作，看有没有这种敏感。对人家的快乐和痛苦，能不能感同身受。”
她的父母居住北京，但她很少在北京写作。“北京让人有太多欲望，到处在起高楼，人欲横流。”采访她的那几天，她在北京新买了一套房子，你想象不到她买房子的原因：为自己心爱的一条狗。“之前买的是公寓，不让养大狗，我天天跟做孙子似的，就怕哪一天它被拉走了。”
这时候的她是柔媚的，也是随性的。“我主意貌似很大，但人家说不行，也就算了。”她做人的原则是：不是一定要gān什么，没什么都行。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后来写《梅兰芳》的时候，这点她觉得跟自己很像。她是个会“藏”的人，你不能期待她挺身而出式的金刚怒目，她的锋芒都藏在她的文字中。
但有人问她对年轻人的寄语，她会回答：“在邻居和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乍一听，这不像那个姿态优雅的严歌苓，你会感受到这个女人的固执与尖锐——那属于她的另一种私密。
我这样写，我觉得HIGH
南都周刊：看了你的几本书，我最喜欢的还是《寄居者》。
严歌苓：有意思，大家的反应都不相同。有些人觉得读不进去。你这样的鼓励我应该多听听。
南都周刊：鼓励倒说不上，跟看一场电影一样，过程很享受。
严歌苓：原本是电影剧本，电影公司邀约来写。但我觉得电影有些地方发挥不出来，而对寄居者有很多话要讲，还是写一本书要好。
南都周刊：算应酬之作？
严歌苓：不是。其实我对犹太人这个主题感兴趣很多年了。犹太人群体和中国文化有两次碰撞，最早宋朝时有1000多人来中国，后来被同化了。二战期间，由于被迫害，又来了一批，其中很多人就来到上海，《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地。犹太文化和中华文化有相近的地方，琢磨起来有意思，有意思的东西就想写小说，电影达不到。
南都周刊：哪些相近的地方？
严歌苓：比如说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注重独善其身。他们都拼命地去做事，都是很好的商人，也都是很好的手艺人，他们很勤劳，爱钻研，也爱钻营。他们有注重教育的传统，比如再穷也让孩子读书，要读秀才，考状元啊。
南都周刊：区别呢？
严歌苓：中华民族缺乏那种凝聚力，犹太教的凝聚力太大了。
南都周刊：《寄居者》与《扶桑》都有海外背景。不过我觉得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女人如何寻找自己的真爱。你以为你喜欢这个，实际上你喜欢的是另一个。
严歌苓：在你把它点破之前，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南都周刊：不是有意识的？
严歌苓：不是。本来写主人公May跟他去了美国，她为了男友彼得害了杰克布。她应该认识到自己对杰克布的爱，但刚开始她从感情上杀掉了他。写到最后，我发现May不能这样做。她一点一点地发现自己爱上了他，就不能继续那样做。
南都周刊：她最后的行为背叛了她的计划，当然，从感情线上来说，这一点都不突兀。
严歌苓：有时候，女人会抵触这种人。她在心里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她喜欢，她拼命抵制。
南都周刊：有人称你是好莱坞编剧。在好莱坞的经历会不会让你将来的作品变得更“好莱坞化”？
严歌苓：其实我在那儿写的东西不多，不是那种主流的好莱坞的格式化的东西。我改编过苏联的长篇小说，还有越南的长篇小说，因为制片方觉得我有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经历。我们也学好莱坞的东西，怎么写奏效，怎么抓人心。所以，是不是受到影响，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长了，这种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这是种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在有意识地抵制，所以好莱坞的大路片我都是不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