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听说你喜欢“卧底”，为写小说实地考察过。
严歌苓：我在冲绳岛的纪念馆，曾经看到资料说有130个15岁到18岁的孩子，都死在冲绳决战中，很多是拉手榴弹自杀了。在纪念馆，还能看到照片上他们稚气的眼神，看着我就流泪了。后来我写《小姨多鹤》，就想到了我站在照片前面的那种感觉。
为写《寄居者》我先后读了十多本书，有关犹太人在上海主题的，我翻遍了美国的图书馆。我还了解很多细节，香水用什么牌子？风衣是什么牌子？裁缝店是什么样子？舞厅是怎样的服务？等等。
南都周刊：跟别的作家比起来，你小说里都隐藏着一个“我”。你写了那么多小说，就有无数个“我”。到底哪一个跟你最相近？
严歌苓：你看过《穗子物语》吗，那个穗子是比较靠近我的，每一篇都有我的经历，小说化，然后发酵出来。其他的故事虚构很大，但女主人公也有我对世界的理解。比如《第九个寡妇》，里面的王葡萄特别闲不住，我也是这样的人。没有我自己的话，我写不好。
南都周刊：我认识一些你的读者，她们对你的个人生活很有兴趣，想拼命在其中看你爱情的影子。
严歌苓：有我的隐私吧。但隐私不等于生活隐私，而是我的思考。我不喜欢站出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如何如何。那就失去了我生活的私密的感觉。
南都周刊：有人看《寄居者》想起了三毛和荷西。《寄居者》能满足这部分人的窥探欲吗？
严歌苓：应该说没有。主要是我对寄居状态的认同，还有那种悲哀。不过，我很能钻到那里面去，钻到那个性格里去。
南都周刊：有些作家比如张承志都不写小说了，讨厌满纸的虚构腔调。
严歌苓：虚构里才能藏。有些人是很私密的，我就是很私密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愿意用严歌苓的这个我出来发言。怎么让你感到快乐，怎么HIGH，就怎么做好了。张承志这样写，如果让他HIGH了，那就好；我这样写，我觉得HIGH，那我就这么写，就这么活着。
张薇
她是《梅兰芳》的编剧，中文小说多被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姜文、陈冲看中。
她是好莱坞专业剧作家，用英文写作，作品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
严歌苓，旅居国外20年，墙外墙内一样香。她写女人，用情热烈，最新小说《寄居者》出版，20岁女孩为了爱情用尽心机勇往直前。
她说，她自己也是这样浓烈地爱着。
生活要新鲜：一定要变着花样来
“你看，这双绣花鞋挺好看的吧，绣花jīng致，还是皮底的，很舒服，这是一位朋友送的。”在严歌苓北京的家里，她把自己蜷缩在阳台的沙发上，顺便跟我们“炫耀”她的红色绣花鞋，她把这双绣花鞋当家居拖鞋穿。
不光对自己，她对他人的衣着外貌也超级敏感，她用女人和作家的双重眼光去观察细节，比如见了记者，她会真心地夸奖，“你的衬衣很好看。”
我们的采访便在这种“很女人”的氛围中展开了，话题从她的新书《寄居者》的女主人公开始。
跟以往她塑造的“单纯又有生命力”的女性角色不太一样，这一次，她给我们捧出了一个有点狡诈有点心机的20岁女孩子。
在《寄居者》中，女主人公“我”在1939年的上海，爱上一名刚刚逃离集中营的犹太男子。为让爱人逃往美国，“我”临时在上海抓了个救星——另一位美国青年——做自己的丈夫，最后，“我”用“爱人”的钱赎救了“丈夫”，用“丈夫”的护照让“爱人”脱险。
“我以前比较喜欢写蒙昧的女人，不是概念很多的那种女人，很多概念会把一个人本身很美好的东西弄脏”，她边把摇椅沙发晃动起来边说，“而这个女孩是跟我完全不一样，她有yīn谋诡计，有心计。”
她承认她写这个为了爱情用尽心机的女孩子有点挑战甚至有点吃力，但她觉得就应该这样做，“我想每篇小说都应该有点突破嘛。你要是全写一样的，你自己都没有乐趣了，每次你都觉得，嗯，很新鲜。我做饭也是这样，从来不按照一种方法去做，每次做同样的菜都会稍微改进一些，没意思，就一定要变着花样来。”
“你认为这篇小说在语言上有突破吗？”她盯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追问。
写作要厚重：想和盘托出一方水土
严歌苓写的故事都很厚重，她喜欢旧掉的历史和年代。一个长期旅居国外的作家怎么能把本土故事讲得如此绘声绘色？
她喜欢听故事，“我接触的人很多，走的地方那么多，我经常催着别人给我讲。朋友也好，熟人也好，生人也好，我都会让别人给我讲。”然后她把故事放在自己脑袋里的素材库中。
比如《寄居者》的原型是她1993年在柏林墙前听来的故事，经过了十来年的积淀，她把它从柏林移花接木到上海，变成了犹太人在上海的寄居生活。
是寄居这个词让她有了共鸣，从1989年去美国，严歌苓做寄居者也已经有20年了。
她为这个故事搜集所有的素材，包括读了十多本有关那个年代的犹太人在上海的书，还专门从老一代人那里了解细节，比如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裁缝店，什么舞厅，什么牌子的风衣大衣等等。
“当时上海在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的状态能够和盘托出，当时他们怎么生活，我把他们和盘托出的时候，是一方水土和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感情要浓烈：女人再成功，归宿还是感情
她从不写都市情感，因为她觉得都市人的感情很苍白无力。
她笔下的情感都是浓烈的，笔下的女人甚至有点“一根筋”似地对爱情猛烈追求。比如《寄居者》里女主人公敢爱敢恨，《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红色女兵对丈夫“哼哧哼哧”的爱，她笔下的女人爱起来是从不吝啬、从不惜力的。
而这也恰恰是她自己的爱情观。
“我觉得一个人不管怎样，要给出去的感情都是非常浓烈的，非常深的。”她曾经有一段以失败告终的婚姻，她也毫不忌讳地说起，“我对我的前夫至今难以忘怀。”
她现在的丈夫，一位美国的外jiāo官，多年来，她一直追随他去非洲、去台北。“我很在意我先生的一切，他的事业我能帮上的就会去帮。我很在意我在他眼里的形象，比如发脾气很可恶的样子，我会尽量减少。”
“爱人是一种纪律”，这是她曾经跟朋友提起的一句话，“当然是一种纪律啊，不是一个长期饭票到手了，爱gān嘛就gān嘛，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她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有时候写作写得很忙了，我先生下班回家看我还穿着睡衣，就会说：我都怀疑我没去上这个班。”
后来她尝试去一点一点改变，比如一大早为他煮一杯咖啡，在他回家之前准备好晚餐，穿上好看的衣服。
你真的很难相信，身为一个文笔犀利的女作家，她的感情观是如此传统：“女人所做的一切，你再成功，你的归宿还是感情。你的成功能够使这份感情变得有价值，全世界关注我有什么用？我还是要爱我的人来关注我。”
她说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她的先生都为之自豪。
罗雪挥
在很多人印象中，严歌苓是一个台湾作家，因为她文章中人物处处透露出的温婉细致，也因为90年代之后一系列她的畅销作品都出自台湾出版社，有的更经电影改编后让大家熟知——如李安执导的《少女小渔》，李翰祥的《女房东》还有陈冲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天浴》，都出自她的小说。
可这位让内地读者即熟悉又陌生的作家，却是地地道道的出生于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又成长于成都的大陆本土作家。说她本土也不准确，198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严歌苓赴美留学后，便长期生活在美国，在远离母语的环境里，用中文，想象着重温着属于她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故事。其产量和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准，在国内同年代作家中少有。
今年，她又连续出版了2本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仍然继续了她的女性视角，背景同样是她熟悉的上世纪40～80年代。不同的是，小说变得轻松甚至诙谐，她也开始将个人经历的片段糅进自己的小说。
写作20年，严歌苓说，她希望读者了解到她的另外一面——存在于她讲述的固定时代下的那些女人的故事里。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在文风上有了突变，从血腥、无情变得很有娱乐性，如《第九个寡妇》的英文版叫《在饥荒与情人们之间》，有评论称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第一个快乐寡妇，什么原因让你有了这样的变化？
严歌苓：我的个性有非常黯淡的一面，有的时候是绝望，但是也有非常爱开玩笑、插科打诨的部分。我觉得那么无情的故事，如果再用很沉重的方式去写，就会出现控诉的感觉。那种控诉的语调我们用了很多年，不够客观，也不够冷静。
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正好在非洲，我看到非洲人是怎么样接受苦难，怎么样处理苦难的。非洲人这顿吃了下顿就不知道吃什么了，然而他们照样在唱歌跳舞。女人背着孩子，一边用棒子打木薯，一边跳。这种对苦难的接受形式让我非常感动。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调侃与诙谐的语调会不会对苦难有不敬的成分？
严歌苓：我觉得没有。悲剧表现出来的喜剧调子，实际上更可悲，是卓别林式的。
不过《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是一个胜利。所有她战胜苦难、危机的方式，一步一步都是胜利的。她在生活当中，在男人当中都游刃有余。王葡萄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人，了解风水轮流转，最后还会转到原地，这种悟性和直觉很理想化。但我自己恰恰是和王葡萄相反，有的时候我会逆着自己的直觉。
中国新闻周刊：你属于很理性的一类人吗？
严歌苓：我是一个很“纪律”的人，后天qiáng加在自己身上很多纪律，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的本性有时候会发作，但我会马上让自己收敛。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描绘的女性很多都是将天性发挥到酣畅淋漓的人物。
严歌苓：这是我的向往。我12岁进入部队，就知道让天性泛滥是绝对要吃苦头的。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收敛自己。但是从我本性上来说，应该有和她们近似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做小说家？因为我可以在书里再活一遍！
中国新闻周刊：你笔下很多人物都比较复杂，并不是单纯的纯洁或者坏。
严歌苓：人性不就是这样的吗？完美的人还有什么写头？就要不断地把人性打开给你看，这很过瘾。会让你吃惊的。
中国新闻周刊：人性里的哪些方面会让你吃惊？
严歌苓：我很小的时候在文革中看到的东西就经常让我吃惊，天天吃惊。很多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人物，假如没有文革，他都是另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