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其人其文_严歌苓【完结】(50)

2019-02-19  作者|标签:严歌苓

李:前阵子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你要在河南的农村呆一段时间,是否要创作新的小说?

严:我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了,我想去体验生活,了解民间存在的种种有趣的事情,尤其是他们的语言。我很羡慕赵树理这些老一代作家,能够将人物的语言写得如此形象和幽默。像莫言、余华也都写得很好,我就试图能够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灵感。至于新作快完成了,我不便在这里透露。最近我出版了一个小说集,就是以“穗子”为主人公的系列短篇。

李:你的作品在国外评价如何?

严:《纽约时报》登过我的书评,《白蛇》那个小说集翻译成英文后,有人说我的小说有欧 #8226;亨利的结构,莫泊桑的语言等。《扶桑》在国外引起的影响比较大。

蒲:你与美国华裔作家来往多吗?对他们怎么评价?

答:我和谭恩美比较好,和哈金还可以,谭恩美这个人比较幽默、敏感,很珍惜自己的东西,小说语言比较漂亮。

李:总觉得你是一个好奇心很qiáng的人,一个故事甚至一个细节都可以让你联想很多。我想你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看着自己写作的严歌苓在一旁偷着乐。

严:有这样的感觉。(笑)我是个好奇心很qiáng的人,我对生活的观察充满乐趣。作家写东西,最大的收获在于自己的享乐,自己过瘾,把兴奋推到极致。作家的生活是寂寞的。必须自己找乐子。我每天必须把自己写到高度兴奋的状态,就像吸毒式的兴奋,发挥得淋漓尽致才罢手。那感觉非常过瘾,没有任何其它的目的,只有写作本身。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下午的研讨会结束了,人群相继涌到大厅,不断有人过来和严歌苓打招呼。我们便适时结束了谈话。

薛孩

留学生文学由来已久,但真正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几位有实力的作者的较有力度的作品问世,留学生文学才开始进入多方位的发展阶段,文学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

留美的严歌苓在当今华文文学领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严歌苓离国之前在军队文艺界已小有名气,代表作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及赴美之后的《扶桑》、《人寰》等其它优秀中短篇作品。前后相比,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风格的变化,从粗犷、雄浑转为细腻、jīng致,从着重技巧转而为技巧与心理层面的解析两者兼顾。与其他早期留学生作者相比,她的作品的观照角度发生了变化,使作者从亲历性和个体户的围城中超拔出来,进入正常的艺术的审美的思维。

通观严歌苓的作品,大都是对生活本来面目的表现、再现,在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中飘泊。以一种忧郁的、低沉的基调来叙述故事,让读者体味她的伤感和委屈,以同种文化去思索她作品中的理念,去品味作品中的生活。

在此文中,我着重评述严歌苓赴美后的两部长篇作品《人寰》、《扶桑》在创作技巧上的一些独到之处。

曾获台湾文学大奖的《人寰》讲述的是一位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性,因怀疑自己患有心理疾病而寻求一位美国心理医生的帮助。在以心理医生惯用的“Talkout”为作品的展开方式的过程中,”我讲述了三个故事,一是“我”和贺一骑(父亲的朋友)之间的特殊关系;二是父亲和贺一骑之间的恩分关系(以上两个故事为历史);三是“我”和舒兹教授之间的非正常师生关系(现实)。三个故事套套叠叠,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穿插jiāo错,从而体现出作品的主题:人们如何在正常的生活表象关系中解除心灵感受上的不正常性。

《扶桑》叙述了19世纪60年代一个可亲不可赞的中国jì女扶桑在美国与白人少年克里斯的恋情。成语说:大智若愚,而扶桑之性格,可谓大愚为智。性格即命运,扶桑呆钝的性格使她在大起大落的命运波折中挣扎过来。从被卖为jì,到被人轮jian,到与自己的丈夫失之jiāo臂这一切仿佛都无法在扶桑的内心烙上烙印。她从从容容地听从本能的体认,以三寸金莲走过一个又一个灾难。作品以“我”的写作和扶桑的命运为两条线索,两条线时而并行,时而jiāo叉而展开,将历史拉到现实之中,使扶桑的性格在作者的着力刻画之下,有了非同一般的现代意义。

将这两部长篇大致内容介绍之后,我准备以作者和她笔下的“代言人”为契机,铺展我这篇文章,力图达到我到位地分析作者这两部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目的。

摄影师

从这两篇长篇力作,我们可以给作者严歌苓一个头衔:技术一流的摄影师。她的笔犹如摄像机,在历史与现实中推拉摇移,将一个个、一组组镜头组合成一部电视剧,结构缜密、情节复杂中又包含简洁。作者摄制这两部作品都很整体性地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来架构。

《人寰》的摄影师将镜头定勤务员在一间心理诊所,以西方流行的电视谈话节目(talkout)形式(此种形式袭承弗洛依德)为欧美心理医生诊治方式出现,只以“我”的回答为镜头内容。

“有一点儿不自在,这个你已经注意到了”。

“够亮了,不需要太多光线。的确有一点尴尬:中国人一般不为此类原因就医。”

“谢谢,请别加冰。我可以坐到壁炉边上去吗?谢谢。没想到诊所会有壁炉。也没想到你会这样年轻,这样沉默。这么沉默的笑容。”

从《人寰》开篇的这一幕,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影视屏幕上诊所的一幕,那么真实。一段对白之后,引出了“我”的第一、二个两个平行的故事。

“让我看看我得从哪儿说起。我先得形容这个人。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之后,话题一收。

“还活着。我们说,还健在。七十岁。和他的这个朋友同龄。”

几句对白之后,故事正式开始。镜头淡出心理诊所,切入“我”童年初次与贺叔叔见面及家宴。时不时,诊所的镜头又切入,尔后淡出。在这一大堆镜头的组装中,“我”对贺叔叔的朦胧感情升腾出来,贺叔叔对父亲的施恩也随之而出。场面回到诊所。

“是我们的系主任(舒兹教授)。我们在约会。”

为这一高cháo的过去,下一个高cháo的到来,“我”的心理痼疾的由来埋下了伏笔。《人寰》通篇看来是由各个场面、段落逻辑地重组制作而成的电视连续剧,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以“我”的讲述为主线,分列出并行的三条副线,却又相互jiāo融于一次次的“talkout”之中,展示出作者——摄影师对人内心jīng神的重视,和对不同历史、文化、政治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关注。同时,也反映出西方文化及创作手法对华人作家的浸润。

在《扶桑》中,摄制手法又与前者略有不同。镜头从一个全景“这就是你”,拉开,然后推近头部,脸部;再拉至全景,“来,转一转身。……”再推近脚部“不要急着展现你的脚,我知道它们不足三寸。两个成了木乃伊的玉兰花苞。别急,我会给你机会展露它们。”此时,摄影师显身,告诉“扶桑”我准备拍你的故事,我做了何种努力查找资料,在我(摄影师)的镜头之下“你”的命运如何。尔后,摄影师时时显身,也告诉观众她自己飘洋过海的感受,将历史与现实相jiāo融,时空在此时一个大的跨越,仿佛影视片播放陈年旧色的老镜头时猛切入鲜嫩嫩色彩的现代城嚣。作品的结尾,镜头回到历史,一个作者安排的历史性会面。此时,克里斯已近故世。“我简直怀疑你们是存心不认出对方来。……”摄像机在一种似乎繁复的远、近、快、慢镜之后,眼花缭乱之余,仍然未让观众心情轻松一会儿。

叙述人

首先要区分一下代言人(叙述人)和作者。叙述人不等于作者,它只是作者在物定叙述情境中的一个投影或化身,“叙述者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角色,即使它由作者直接承担;而且假设的叙述情境可能与有关的写作行为(或听写行为)大相径庭……”不同的叙述情境中有不同的叙述人,但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叙述人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些叙述人不是隐含在作品背后的,而是抛头露面,有着鲜明形象的叙述人,她们有两个共同点:一、以第一称“我”的面目出现;二、有很qiáng的自我表达欲望。这两点之间有内在的关系。

首先看人称。严歌苓这两部作品基本都用第一人称,只是《扶桑》中叙述人角色与《人寰》中略有不同,她是从自己的创作来讲述一个故事,即“我”“你”并行,而后者直接叙述“我”的故事。但她们都有是事件和活动的叙述代言人而非旁观者。热奈物谈到自传的写作时曾说:“自传的叙述者,不论自传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比‘第三人称’叙事的叙述者更是‘天经地义地’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讲话。”尽管严歌苓的作品并非全部带有自传性,但第一称的选择仍为叙述人自己讲话提供了方便。在《人寰》中,叙述人时而成为童年的“我”,时而成为青年的“我”,又时而以中年的“我”的面目出现,更多的,她游离开这三个故事、三种年龄的“我”而又发展了“我”与心理医生的故事,或者可以说是《人寰》的第四个故事,这个“她”在自己的感觉中流连往返,以至前三个故事结束了,留下了这个没有结束的第四个故事,以现“我”的故事取代了故“我”的故事,将主观性引入了作品。而在《扶桑》中,叙述人以自己的创造力,突破了权力界限。通篇不用引号,将主观话语“qiáng加”给了扶桑,打破了隐身叙述人的试图制造一种客观叙事的幻觉的企图。表现在叙事上就是从“我”的感受过渡到扶桑的感受,突破了作为人物的“我”在视角上的限制,使第一人称叙事又成为无所不能的叙事,表现出叙述人既想作为人物感同身受,又想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人凌驾一切,充分领受叙述的权力和自己的愿望。

“你有个奇怪的名字:扶桑。你不是从广东沿海一带来的。因此你的售价比‘阿珠’‘阿彩’‘阿蜊’们要高。沿海地带女子很难证实自身与港口川流的洋水手无染,身价都要低三成。”

“这时看着二十世纪的我。我这个写出书匠。你想知道是不是同一缘由使我也来到这个叫‘金山’的异国码头。我从来不知道使我跨过太平洋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口头上嚷到这里来寻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究竟想找什么。”

“有人把我们叫做第五代中国移民。”――《扶桑》

这样的叙事方式将第一人称叙事的可能性推到了极致。

严歌苓作品中的叙述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人,她将主观立场渗入其中,充分表现出从“我”出发的自觉,而出现于叙事作品中的叙述人议论,则是叙述人主观意识的明确表达。

“你想我为什么单单挑出你写。你并不知道你被洋人史学家们记载下来,记载入一百六十部无人问津的圣弗朗西斯科华人的史书中,是作为最美丽的一个中国jì女被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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