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２〕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３〕，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４〕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５〕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６〕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７〕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jì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８〕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jì以贞操也”了。《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９〕，并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 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 绅先生难言之”〔１０〕者，乃指“百家言huáng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dòng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chuáng上安chuáng，“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１１〕。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１２〕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１３〕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晨报副刊》《晨报》，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它的第七版刊登学术论文及文艺作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成单张出版，名为《晨报副镌》。《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却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作者经常为该刊写稿。〔３〕式芬先生的杂感指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晨报副刊》第三版“杂感”栏刊登的式芬的《〈评尝试集〉匡谬》。该文列举了胡先骕《评尝试集》一文中四个论点，逐个加以批驳。〔４〕《学衡》月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吴宓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他们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见《学衡》杂志简章），实际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
〔５〕“聚宝之门”聚宝门是南京城门之一。“学衡派”主要成员多在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所以文中说“聚在‘聚宝之门’左近”。“聚宝之门”，是鲁迅故意模仿“学衡派”的“乌托之邦”、“无病之呻”等不通的古文笔调，用以讽刺他们的。下文的“英吉之利”、“睹史之陀”（睹史陀，梵语，“知足”的意思），“宁古之塔”（宁古桥，东北地名），“有病之呻”，也是同样的用意。
〔６〕《弁言》以及下文所举《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作），《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萧纯锦作），《国学摭谭》（马承堃作）*都前茁苟刺富ⅰ贰ⅰ队*丈人行》（邵祖平作）等，都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杂志第一期，《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胡先骕作），全文在一九二二年的《学衡》杂志断续刊载。
〔７〕顾亭林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学者、思想家，“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见他著的《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条。
〔８〕“突而弁兮”语见《诗经·齐风·甫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