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来，我怕了他。怕他脑袋里不断滋长的话语，chūn虫作茧一般（以缠绵悱恻的封闭性为特征）将我囚进他的故事里面。
我开始妄想着他在怎么妄想我，久而久之，似也养大了内生于我人格当中的妄想病。就像一条隐伏于地底的河，在悠长的遗忘中渐渐gān枯，却在连日的bào雨之后，重新泛滥成灾。
1.
因为怀孕的缘故，我请了长假。两年后再回报社，他成为我的主管。
请假前同事问我，休这么久gān什么去啊？我说怀孕了，去生孩子。同事笑一笑，不当真。因为我没有结婚，也不到非生不可的年纪。
（当时，报社在“全面电脑化”之后，积极而焦躁地走向“全面网络化”。改稿、请假、辞职、骂人，一律上网。男同事在系统测试期间，把“请假练习”当作搞笑电玩，每个人都请了一次流产假。这很真实地反应了“流产”在请假表中，是一个虚设的词，一种不名誉的懈怠。已婚女人不曾动用，未婚女人不准动用。）
我不曾害喜，只感觉rǔ房胀得发硬，像是有铜币在皮下浮浮dàngdàng，rǔ尖一碰就痛，跟受伤的鸟喙一样怕生。某个斜阳将椅子拉长的午后，我做了一个让一切都清晰起来的白日梦，醒来马上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建平，告诉他，我怀的不是他的小孩，是一条怀孕的蛇。我的下腹盘据着一团横行绕转的痛。我怀着一条正在产卵的蛇。
童年时期我曾打死一条怀孕的蛇吗？我不记得。但是我肚里的蛇使我相信，是的，我曾失手终结了某个无辜的生命。我对此不复记忆并非因为它不曾发生，是因为我忘记了。记忆若经得起擦拭、改造，就经得起发明与创造。我甚至在“记起自己的遗忘”的同时忆起了，那是一条闪着夜光的青蛇。
（印度不就有男人娶狗、女孩嫁蛇的故事吗？一个男孩成年后怪病不断，瘫了一对手脚，聋了一只耳朵，病了许多年，总算能拄着拐杖勉qiáng行走。男人见了占卜师，在命运的引导下记起了十七年前，他十五岁的时候，曾经拿石头砸死一对正在jiāo欢的狗。他坏了人家的好事，必须赎罪偿还，于是到街上找来一条流làng狗，给它名字，帮它洗澡，再为它披上婚纱，娶了她。）
建平带我去看妇产科，医生验尿、量体温、照超声波，宣布我并未怀孕。这让
我更坚信自己体内住的不是人类，是一尾躁动不安的蛇。她不必然是为了复仇而生，她只是要我把命还给她。她一再一再寻觅生路，时而下探直肠，时而窜上食道，要我把她生出来。她令我像个孕妇般不时呕吐、拉肚子，倒像是害喜了。
我无时不感到一份巨大的、饿的恐慌，恍若一条蛇渴望一头大象，觉得自己有责任喂养她，却又害怕将她养得太大，终究要将自己的性命赔给了她。我不由自主地失控着，于失控中勉qiáng控制自己的身体，坠入“bào食，呕吐”的循环。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2）
第二次进医院，看的不是妇科而是jīng神科。据说我有自残自杀的倾向。我喝下掺了铅的咖啡，将甲虫磨成粉末，揉进我买来的“破血药”里。我还吞了几滴水银，拿刀割开肚子，试着把手伸进肚里去掏。我并不想伤害自己，我只是要将肚里的蛇排出而已。
我的病房果真又白又软。跟电影里的一样。我亲身体验了当代现实的“虚拟特质”：先看遍了jīng神病房，再住进jīng神病房。于是像演员一般入了戏，以为自己身在3D电玩或电影场景之中。愈是尖锐的真实，愈是被“反复的虚构”磨损到失去真实性。就像我与自己的病：于今再追忆其中的细节，有时候，也会怀疑这“曾经病着的自己”，是否出自我的幻想。
总之，我并不讨厌自己“身为jīng神病患”的第一天。我把自己当作“欲望号街车”的白兰琪（Blanche这名字，恰恰也是白色的意思）或“惊魂记”里的诺曼（Norman这名字，经由我执拗的认定，指的是normalman，“正常人”的意思）。病房的软墙，洁净地拉成一道优雅的立面，不是用砌的，倒像是敷起来的。美式棉花糖一般，高度控制的安全感。适合拍卫生棉广告，或婴儿尿布。我就这样住在一块豆腐里面，将自己懒成一块豆腐。白得发慌。
建平每日准时下班，带着一束花来看我。我说带我走，让我离开这里。宁愿在布满危机的生命里活，也不要在白得发慌、甜到发腻的安全感中，无聊至死。这是一家爆满的公立医院，急诊病患苦等chuáng位，一切好说。建平答应了我，先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监护人的资格，阻挡我父母的意志，再向院方争取出院。医生警告建平，“你正在承担很大的责任、很大的风险，请你再考虑几天。”建平当日就将我领出那个白色房间，我总共只住了十一天。此后我成了建平的妻，他是我生平仅见，最勇敢的爱人。
我肚里的那尾青蛇，jiāo给了某个道观的仙姑。“原因很简单，只有这个仙姑‘同意’你的腹中有蛇，你说的话只有她听得懂。”建平说到“同意”两字便笑了，笑得丝毫不带嘲讽的意味。
他告诉我，那仙姑玩了一个禁不起见证的把戏，作法将蛇自我腹中取了出来。这过程我一个字也不记得，是建平告诉我的──我如何在南京东路与复兴北路口、外商汇聚的现代繁华之中，逛进一间NewAge店铺，买下一组昂贵的“花jīng七嗅”，获赠一堂名为“月神之诉”的按摩疗程，然后在店员的引介下，绕进长chūn戏院背后的小巷，爬上一道细窄而jīng致的阶梯，穿过刻着“物之哀”的古董木门，指名“净梦老师”──这一切，我全都不记得了。
按照建平的说法，这个“净梦”，说穿了，就是道观的仙姑，这仙姑无疑是个假货，因为“gān，”建平说，“她还真的搞出一条蛇给我看呢！”无论如何，这个假货赶走了我的心魔（噢我看到了！把它拉出来放生了！──仙姑编出一个全新的谎，让它赶走旧的谎）。谎言的“真理性”比事实更qiáng，因为它诉诸人的主观。只有疯狂可以治疗疯狂。
此刻我来到这里，来到自己的书写之中，幸存者一般，自以为流畅地、使用理性的话语（或者说，剔析并操练着话语中的理性），讲述我的疯狂。我说，“我知道自己曾经病着”，这句话的关键词是“知道”，以及“曾经”。我知道，我曾经。于今我知道我已经不再，不再“在那里了”。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3）
当我说我“不在那里”，意思是，我正在离开。当我说我正在离开，意味着我曾身在那里，我正从那里过来。我无意否认自己在彼方的人生。
2.
两年后重回报社，上班第一天，碰上他的升迁日，“今天开始，要改口叫他主任啦”，一伙人急着下班，催讨一夜酒菜。我们来到一间木头酒吧，酒吧门口躺着一条老狗，雌雄莫辨，温暖破旧。吧女不是吧女，是两个剃了平头的“歹客”（dyke，帅女子，她们俩的马子美艳*，令在座的男人捶胸顿足）。
午夜两点一刻，我们才刚落座，邻桌就发起酒疯，是个高大的胖男孩，穿着布景般热闹夸张的女装，挥着毛茸茸的紫色披肩，高声喊着无奈、无奈啊。
男孩的女伴对我笑一笑，说，“我妹喝醉啦，请原谅。”我也笑一笑，拿出自己的烟。主任见我也抽烟，随即拉长身子跨过桌面，替我打火。我露出一点意外的神色，谢了谢。我们这个世代的男人，已经不玩绅士的游戏了。
隔桌那男孩拍拍我的肩，问：妹妹，你抽的是什么烟？
VirginiaSlim。我说。
给我一根吧，我喜欢VirginiaWoolf。他说：她是我的祖师奶奶。
我把烟递给他，顺便问道：你还在念书吗？
“六月就毕业了，实践大学，我念的是服装设计。”他的声音在酒杯里醉得发妖，四肢被窄小的桌椅束得发僵，像个生化人。
“今天我上台走秀耶，妹妹……”他张开塑料假人般茫然的眼神，说，“毕业展结束了，我就找不到借口穿自己的衣服了。”
“我妹也是实践毕业的，”我说，“你应该叫我姐姐。”
什么姐姐呀？
男孩挺起胸部，抬高了音阶：讲到对男人的历练，你会比我资深吗？我十四岁出道，已经搞过一百多个男人啦，要不是为了这场秀，吃了一个月的素，不知道还要再进账多少个！你呢，你有几个？你体会过几个男人？我看你连我的零头都捡不齐吧！
那可不一定。我学着摆出一种“弹性疲乏”的、油条的老态。
现在是怎样？要报数吗？他说。
我不敢，我认输。
他把烟放下，直视我的眼睛：叫姐姐。
“姐姐。”
“加一句‘是的’让我慡一下。”
“是的，姐姐。”我甘拜下风，做了他的妹妹。
也许是我与“姐姐”演出的这一幕吧，让主任觉得我是一个“容易”的女人。边界模糊的女人。很好闯的、容易上手的女人。送出“诱发”与“暗示”的气味，自以为丰美多汁，就不愿辜负了当猎物的天分，呼唤血与渴。
苦闷中年最顶不住的，大概就是这种“随便”的女人吧。礼物般的女人。
（假如与“姐姐”的那一幕，在一群与我同龄的女人面前、分毫不差地重演一次，则我的女朋友们大概只会说：嗯，这是一个豪慡的、不带偏见的女人。）
一个礼拜以后，我记得是三月十九日，*受了枪击，隔天就要投票了。报社自发地围上拒马，像个预领了荆棘的罪人。这家被称为“统媒”的、蓝到发红的报社，在它老练而世故的传统里得知：假如国民党的连宋当选，绿营的群众必将怒聚而来，砸烂他们的财产。
夏夜两点半，拒马工人还没忙完，我正要下班。
chūn夜微凉，浮躁着cháo湿的不安，像发病冒汗的掌心。整座城市仿佛蹲在火炉上，像一碗熬煮的汤，等着熬过这一夜，看汤碗是否在明日破裂。许多人家亮着灯，电视还没关。这一晚很长，我决定散步回家，在忠孝东路走走跳跳，想象自己正在躲雨。过了基隆路、松仁路，就是忠孝东路五段，台北huáng金地段的一截大肠，接收小肠送来的食糜，吸收水分与电解质，将余下的残渣化为粪便，送往直肠。这段路上的坑dòng与狗屎，像老朋友一样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