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下秋兰的电话，又留下自己的电话，便告辞了。
我离开方圆大药房，按秋兰提供的地址，开车直奔秋枫的诊所。诊所位于清福区仁爱路一个幽雅的四合院内，院子里有几棵枯了枝的大杨树，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
“秋枫怎么找？”我走进诊所问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
“哪个屋病人多，他就在哪个屋。”护士热情地说。
果然，有一个诊室有十几个病人等着号脉，一个年龄比我长几岁，虽然清瘦，但十分jīng神的大夫正在给病人号脉。秋枫小时候跟我玩过，还和我在一起打过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秋枫大哥。”我高兴地喊道。
秋枫看我一眼非常惊喜。
“雷默？！你怎么来了？等我一会儿啊。”
秋枫给手头的病人号完脉开完药后，对助手说：“你先照应着，我来了一位朋友。”说着走出门诊室。
“走，到我办公室坐坐，好家伙，多少年没见了！”秋枫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
“离开刘家窝棚就再也没见过面，没想到大哥事业有成，已经有自己的诊所了。”我敬佩地说。
我随秋枫走进办公室。办公室内有一张老板台。二人沙发、茶几，简单、gān净，墙上挂满了“妙手回chūn”、“悬壶济世”之类的锦旗、匾牌，都是病人送的。
“雷默，请坐！”
秋枫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一边给我沏茶，还问了我找到他的经过。他怀旧地说：“雷默，还记得不，当年我们两家是刘家窝棚仅有的‘五七’户，当地人欺生，我和你哥就联手和当地的孩子打架。”
“记得，当时我家的房子连着铁匠铺，白天净是牵着马来钉马掌的。”我也憧憬地说。“别看你家房子连着铁匠铺，还住过‘满洲国’的一个格格呢。”秋枫玄乎地说。
“这我倒没听过。”
“解放前，那个格格嫁给了国民党一个团长，后来那个团长跑到台湾去了；解放后，她是下乡接受改造的，后来死在刘家窝棚了。现在你们家住的房子还在。”
“是吗？我家都离开二十多年了。”
“雷默，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大哥，秋兰说，你治痛风最拿手，我父亲痛风很长时间了，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你给想点办法吧。”
“化验单拿来了吗？”
“拿来了。”
我把化验单递给他看。
“没问题，吃我的药三天后就能缓解，一个星期准好。”秋枫看完化验单说。
我听了很高兴。
“大哥，痛风是怎么得的？”
“痛风是一种洋病，改革开放前，咱们国家没有发现有这种病，吃海鲜喝啤酒最容易得这种病。”
“我父亲年轻时很能喝啤酒。”
“大叔、大婶还好吧？”
“还好，我爸脑袋里长了脑膜瘤，痛风一好，就得做手术。”
“准备在哪儿做？”
“省肿瘤医院。”
“有熟人吗？”
“有。”
“雷默，别着急，老人上了年纪都会有个病儿灾儿的，正确对待。我父亲是脑溢血没的，没之前像个老小孩儿，眼前的事一点也记不住，过去的事记得可清楚了，躺着没觉，坐着打盹儿，哭不流泪，笑着淌眼泪儿。”
我一听笑了，心想，秋枫总结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秋枫陪我抓完药，我就告辞了。临别时，秋枫说：“雷默，改日我和秋兰去看大叔、大婶。”
离开秋枫的诊所，我开车去给父亲送药，不禁想起当年李国藩和张国昌找老中医按摩的事来了。老中医的家就在秋枫开的诊所附近。当时，李国藩每天晚上都要找老中医按摩，据说是陈建祥给介绍的。
老中医有一套健身理论，一个人平躺在chuáng上，两条腿伸直，如果不一般齐，就是有病，要通过按摩让两条腿齐了，这样才算是健康的。
去老中医家按摩的人还真不少，但是为了给李国藩和张国昌按摩老中医几乎谢绝了其他病人。因为有这两位财神爷，名利皆可双收。
起初，张国昌不知道李国藩找老中医按摩的事，张国昌凡事都要与李国藩一比高低。秘书一处给张国昌印的名片设计风格与李国藩的名片不一样，张国昌就跟我发火，让我通知秘书一处重印。也是林桂花到市人民医院看病时，说起李国藩按摩的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孟丽华心想，李国藩找的老中医一定是高手，他享受的，我们家国昌就得享受。于是孟丽华从林桂花口中套出老中医家的方位，两口子每天傍晚都要到老中医家做按摩。老中医每次给张国昌按摩，都要夸李市长好，说什么每次给李市长按摩都车接车送，李市长的车真厉害，不仅有警灯，还可以喊话，随便闯红灯。张国昌闭目养神，就当没听见。
终于有一天老中医开口要价了。
“张市长，求您办一件事呗。”老中医难为情地说。
“老爷子请讲，只要能办，我一定帮忙。”张国昌躺在按摩chuáng上说。
“我儿子在东州市杂技团工作，是按摩师，他想买台二手车，最好是八成新的，桑塔纳2000就行。”老中医说。
“您儿子能出多少钱呢？”张国昌笑着问。
“七八万元吧。”
“雷默，这事就jiāo给你办了。”张国昌大包大揽地说。
我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老中医狮子大开口。不过我也没办法，谁让张国昌发话了呢？我找到杨儒斌说明了情况，他一口答应了。
一天傍晚，我陪张国昌又去按摩时，我把消息告诉了老中医。老中医让我与他儿子联系。我只好拨通老中医儿子的电话。没想到老中医儿子的胃口更大，他说：“不好意思，我最多只能拿出五万元钱。”我心想，人怎么都这么贪婪，白给你得了呗。我没搭茬。
送张国昌回家后，我与杨儒斌通了电话，杨儒斌一听就火了。
“五万元一台桑塔纳2000，他有多少，我要多少，这不是抢吗？再说，五万元我卖给你好不好。”杨儒斌生气地说。
“儒斌，算了，明天我就回了张市长。”我也没好气地说。
没想到，第二天傍晚，张国昌死活不去按摩了。
“雷默，昨儿我回家你嫂子告诉我，那个老中医是个肺癌患者，我一听给我恶心坏了，我早知道根本就不能去。”张国昌厌恶地说。
“老板，老中医儿子买车的事还帮不帮？”我打趣地问。
“帮个屁，不管了，不许管了。”我一听也解脱了。
关于健身养生的事，张国昌变过许多花样。
“雷默，你知道为什么省委老书记快九十岁了身体还倍儿棒吗？”有一次张国昌很神秘地问。
“不知道。”我说。
“常年坚持喝冬虫夏草泡的水，都喝四十多年了。”张国昌表情惊异地说。
“是吗？”我听后也很惊讶。
“雷默，从明天开始，别给我沏茶了，给我泡冬虫夏草喝。”张国昌认真地说。
张国昌坚持喝了半年，也没觉得怎么样，开常务会时端着冬虫夏草泡的水怕影响不好，便说：“算了，还是喝茶吧。”就这样又换过来了。
过后，我问老书记的秘书：“听说老书记身体倍儿棒是因为每天用冬虫夏草泡水喝，有这么回事吗？”
68、手术
父亲终于住进了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朴素安排得很周到。
“手术先不急，让老爷子稳当稳当，做做全面检查，我也静静心。”朴素慎重地说。
星期一住进来的，188chuáng算是个吉利数。父亲的jīng神状态很好。严格来讲，做脑膜瘤手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是禁区，父亲已经七十四岁了，朴素如果没有高超的医术是不敢接这个病号的。
“雷默，住院期间的费用大约是三万多元，因为你父亲是医保，个别好药你还得自费。”朴素解释说。
“没问题，只要能救我父亲的命。”我说。
手术定在星期五，早晨护士们全副武装，推着平车进了病房。此时父亲已经剃了光头，刚才护士用刀片又刮了一遍，头刮得锃亮。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父亲剃光头。
父亲躺在平车上，看得出父亲表情平静，内心很紧张，毕竟是做开颅手术，不知道手术结果会怎样。前天晚上，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一连死了三个，走廊里哭声一片。这哭声对父亲的影响很大。
不过，父亲还是坚qiáng的。他很平静地躺在平车上。车推进三楼电梯，家属就不让上了。十层，十五层，十七层，电梯一直上到十七层停住了，手术室就在十七层。
我和我哥就在电梯口，杨娜陪着母亲，父亲是第一个被推进电梯的，接着又推进去三个做开颅手术的病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十七层电梯直接下到三层，电梯口站满了病人家属，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电梯开了，护士推出第一个病人。大家都焦急地围上去。不是我父亲，我们只好继续等。一连又推出两个病人，又不是父亲。母亲有些紧张了，怕出什么意外。我一边安慰，一边不住地提醒自己要相信朴素，下午两点，十七层电梯终于下来了，一直停到三层，我知道父亲的手术做完了。
电梯门开了，护士们推出平车，父亲的头上贴着一块手掌大的纱布，很安详地睡着，麻醉还未苏醒。
“护士，手术怎么样？”我赶紧问。
“手术很成功，从来没见过朴主任手术做得这么细，脑膜瘤全部切除。”
护士说完，我这才想起朴素。
“护士，朴素主任呢？”我感激地问。
“还没下来呢。”护士说。
我们全家随护士将父亲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每个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都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几天，有的重病号在里面一呆就是几十天。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贵得惊人，不算用药，每小时一百元，一天就是两千四百元。
我试着拨通了朴素的电话。
“朴素，我是雷默，辛苦了，大恩不言谢。”
“雷默，你可真能捅词儿，还大恩不言谢！”
朴素哈哈笑着走了过来。母亲握着朴素的手，眼泪就流了下来。全家人不知道怎么感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