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刚才说您的作品不多，但是您的长篇小说已经写到第9部了。那在您眼里什么样是多的标准呢？
严歌苓：多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就多，因为其中我在美国留学读书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实际上很有收益。还有电影创作，占用了我的很多的经历和时间，有时候甚至觉得不值得。
主持人：您不喜欢写电影吗？
严歌苓：我承认不是很好的电影写手。
主持人：但是您是美国编剧家协会的会员？
严歌苓：对。
主持人：我查过资料，写编剧应该是您的职业？
严歌苓：对，很多人都说他的职业不是他gān得最好或者不是最爱gān的。我最爱gān的是写小说。而且职业编剧在美国也不是要求特别严，不是现在每天都要上班的概念，就是所谓的职业编剧，只是我能够荣幸的进入这个编剧家协会而已，他们也不发我工资。
主持人：不发工资？我以为发工资呢。实际上您在海外特别是在海外影视界的影响力是靠您的职业编剧身份，还是靠编剧过《天浴》和《少女小渔》这两部电影作品呢？
严歌苓：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还是靠我的小说。
主持人：那您觉得获得过最佳编剧奖是因为您的小说吗？
严歌苓：不是，那是因为编了两部电影，而且是受雇于大的制片公司。
二、王葡萄式的女孩令我着迷
严歌苓：我对“王葡萄”这样的女孩子非常着迷，这和她们的青chūn、单纯、鲁莽，还有年龄都有关系。
主持人：我看您的《第九个寡妇》作品的时候，有点不像女作家写的，女作家从题材上大部分不愿意脱离自身的经历写作的，另外,它所贯穿的历史跨度和社会背景的变迁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您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写作呢？
严歌苓：我写《扶桑》就是一个很大的题材，是史诗性的东西，《雌性的草地》也是这样，还要出来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也是一个历史跨度很大的小说。我非常喜欢有跨度的东西。
为什么写《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呢？因为我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南西华县，二十几年前听我前夫的大哥讲过这个故事，他当时也看过这个案子的卷宗，我当时听了以后觉得非常非常震撼。
主持人：很有传奇性？
严歌苓：不仅有传奇性，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使您对一个国家、一段历史认识的故事。我当时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故事让我想了很多，当时我并不觉得有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么多年以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始终是在我的记忆里萦绕不散，我就想我应该写这个故事。后来03、04年我两次去河南农村，偶尔之间我就问他们，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他们说当然听说了，就在我们附近，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阶级教育的大案。
主持人：可能很多网友还不知道，这个故事震撼人的地方就是一个女孩王葡萄，小说的主人公王葡萄把公公藏在地窖里保护了30年是吗？
严歌苓：从土改镇压躲起来是50年代初，到出来是地主政策落实是78年底，一共是20多年。这个故事原始是70几年的时候，事发了，被发现了，这个地主出来以后就吓死了，自己连病带吓死在监狱里了，这种结局我不太喜欢，就改成了现在小说的结局。后来他们带我看了藏地主的红薯窖，当时连着两个月下大雨，红薯窖就塌了，窑dòng也塌了，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样子。我回来就跟我大哥说，我说我去参观了，他说不对吧，这个故事发生在西华县huáng泛区。
原来河南有两个这样的故事，类似的，一个是藏的不是公公，是一个姐姐藏的弟弟，另外一个是全家人藏的老父亲，当然跟我这个故事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后来就说生产队长知道，村里一些人知道，也帮着一起障眼法，这些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是带有很qiáng烈的戏剧性。
主持人：谈这部小说故事的时候，我想起《花儿与少年》，《花儿与少年》女主角的经历跟您接近，您是不是在各种各样的题材中都做一种尝试呢？
严歌苓：我觉得我写故事从来不是说尝试，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想法，就是我对这个故事兴趣浓烈，这两天有激情就把它展开了，写起来了。像《第九个寡妇》是我20多年来，一直是对这个故事常常会……突然这两天故事就出现了。这样的故事不管从政治见解等各种各样的方面应该和我本人是一种投缘吧。
主持人：实际上难得的是这个故事在您心里酝酿了很多年？
严歌苓：对。
主持人：这部小说和以前的小说有非常大的相同点，它还是从女性视角切入的小说，这是不是您一贯的写作方法？为什么没有尝试男人的视角？
严歌苓：我还不敢用男人的视角去写，而且这部小说有男性视角写的女性，也有女性视角写的男性。这部小说和《扶桑》和《雌性的草地》的都是全方位的视角。但是我主要是从女性的视角去写。
主持人：对，读这篇小说大部分都是以王葡萄主要的视角写作的。
严歌苓：对，她看世界多一点。
主持人：谈到王葡萄这个角色，这部小说开头的时候她面对日本人刺刀的威胁，完全处惊不乱，后来她能做出把公公藏在红薯窖里28年的事情，作为一个女孩都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一般的女孩是胆小、怕事的，她特别勇敢，同时她离我们日常生活对女孩的判断比较远一点，您是如何把她的行为写得有合理性呢？
严歌苓：我觉得你说的是你周围的这些女性、邻居的女性做比较，我设想的女性，是文学的女性，文学毕竟是文学，是文学形象，她有高度的可能性，咱们今天并不是写纪实性文学。我对农村女性的观察，我对她们的熟悉程度，比如有一些四川到这里打工的女孩子，我在四川当兵在农村做计划生育宣传的时候，在农村拉练的时候接触的农村的女孩子，她们是无知无畏，她不懂外面的世界多么狰狞，这样可以推理出王葡萄存在的合理性。
主持人：她作出的选择不是因为想得多。您如何构筑这样的脉络让读者相信她存在的合理性。
严歌苓：这个就不由我评判了。
主持人：您刚才解释王葡萄的性格，您对她们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严歌苓：我对她们非常的着迷，至少我这样的人不会像她们那样，我不会简简单单跳上一个车子就打工去了，也容易被拐卖，拐卖以后在险恶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这些都不是我性格里面有的，而她们常常是思考与行动一起发生，有可能是思考拉在行为后面，这样的女孩子，我对她们非常的着迷，这和她们的青chūn、单纯、鲁莽等所有的东西都有关系，比如我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兵，我们非常渴望到藏区和藏族人打jiāo道，但我们一再的告诫说不可以，我们也鲁莽的去，这和年龄也有关系。
网友：严美女，很喜欢你的作品，与国内很多出名的作家相比，这些年你长期在海外，没有在国内得到应有的地位，你有这种感觉吗？
严歌苓：我离的很远，我很少去听我自己是在什么位置的人，我只管自己写自己的，写得快乐就可以了。
三、好作家一定不会滥抒情的
严歌苓：我是学了很多写作技巧，但技巧学到最后，用起来得心应手不会出现痕迹才是学到手了。
主持人：您写作的理由是为了快乐吗？
严歌苓：一个是快乐一个是赚钱。
主持人：您觉得写作可以实现赚钱的目的吗？
严歌苓：我通过写作得到生活的一切。我觉得有经济上的独立是很重要的。
网友：为什么给女主角起王葡萄这样一个名字？除了她以外还有另外8个寡妇，在故事中根本就是一句话带过，我觉得有点可惜。
严歌苓：因为这个故事毕竟只是写王葡萄的故事，她把公公藏起来这18年是很重要的生活，这段恰恰没有写透，她和她公公两个人在其中的很多变化没有写。评论家跟我讲是比较可惜的。王葡萄的很多篇幅是通过王葡萄的个人经历来映照了一个社会的农村的整个发展变化。这个是我写的时候着重写的，反过来用社会的发展映照小dòngxué里的生活，是两面相互映照的。对那几个寡妇，我觉得我的着重点不是在写她们，我确实只是想提一、两个就行了。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映照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写作的时候是不是预先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跟我讲严歌苓是一个非常注重写作技巧的作家？
严歌苓：应该讲我是学了很多的技巧，技巧学到最后，用起来得心应手不会出现痕迹那就是学到手了，如果看到技巧的痕迹就是学得不太好。
我跟很多人讲过，其实懂技巧的人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上轻易就转过去了，这条路就走通了。我写东西是很快的，也许就是没有技巧上的障碍。
主持人：您觉得解决了这个问题？
严歌苓：对。
主持人：我觉得您在叙述上非常节制，有些可以铺张或者是可以渲染的场面一下子就过去了，比如王葡萄的丈夫死在她怀里的时候，可以渲染悲痛的场景，但是您只写了王葡萄抱着他，她身上有血就描写过去了，为什么？
严歌苓：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一定不是滥抒情的，一定要节制。包括我们电视上有些广告的腔调，我觉得有点过分的抒情、过分的昂扬没有道理，不是一个人类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更有平常心一点，不要动不动就煽情，有点文革遗风，动不动就控诉什么、激情什么，有点慷慨激昂的腔调。这种东西不在我身上，我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写。
主持人：有一位作家这样讲，他写作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和兴奋写得非常顺的时候，反而会怀疑自己？您这样吗？
严歌苓：有时候会，我住在加州海滨的时候，有时候会出去走一走，让自己冷却一下。
主持人：是当您遭遇激情的时候，会让自己冷静下来继续写作？
严歌苓：我可能也会写下激情，但是以后会划掉，有时候激情是难得的，让它宣泄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可以校对，觉得这一旦过分的滥情可以删除。
主持人：原稿和我们看到的书一样吗？
严歌苓：我是用铅笔写的，很不好意思，我一般不改。就是改错字，打字打出来一边校对一边整理，毕竟打出来有很多错的地方。
主持人：为什么用铅笔？用电脑写有障碍吗？
严歌苓：中文打字有一些不直接的过程，总是涉及到挑字，五笔和音律又有隔阂，我觉得不是一个最最理想的写作状态。写东西乐也乐在一笔一画的感觉，非常有乐子。
主持人：用英文写小说是用电脑吗？还是用笔？
严歌苓：因为我英文拼读很差，经常拼错。最开始用铅笔写，但是后来用电脑写。
主持人：有些作家说，用笔写比较有感觉。我觉得你作为女作家已经很厉害，这么高产，写这么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