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日本战败投降，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胡子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而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张家的关系变得暧昧而怪异。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鹤的身份不仅在张家成为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间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多鹤是张俭欲拒还休、欲罢不能的另一个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环身边的情敌，也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纠缠张家几十年的头疼事。同时，如何掩盖多鹤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张家挥之不去的梦魇。
中华读书报
2004年4月，因《少女小渔》、《天浴》等佳作而为读者熟知的旅美作家严歌苓随丈夫从美国来到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一年多来，她在非洲的安静中阅读和写作，先后完成一部英文长篇，两部中文长篇，两部中文中篇，还有一系列写当地生活的札记。
前不久她回北京过chūn节，尽享亲情、友情的温暖。今年3月初，《当代》会首发她的长篇新作《第九个寡妇》(另一长篇《一个女人的史诗》也将在内地出版)，作家出版社之后将出版单行本。这部历时5年完成的作品讲述了一个解放初期的女子为使自己公公免于被当作 地主恶霸 镇压，将其藏匿近30年的故事。 这部土改题材的小说，主要是写一个女人的一次非常行为在于她其实是多么正常。在她藏匿公公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所有变化都在她的个人历史和情感中反映出来。这部作品是我的一次突破。 严歌苓对新作很有信心。
旅居海外多年，严歌苓的文字对祖国从未疏远过。去年出版的《穗子物语》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孩穗子的成长故事及《第九个寡妇》中土改时期一个女人及其公公的命运起伏都那么生动鲜活，其细腻文笔、深刻的人性探询颇得国内外评论界赞誉与读者青睐。在海外每天都写中文并经常读中文使得她始终保持很高的中文写作水准。 我是个对语言、对中国各种方言特别感兴趣的人，爱听别人聊天，爱琢磨他们的语言。 严歌苓认为自己用英文写作显然不如用汉语来得自然， 汉语小说很多场景是可以写意化处理的，用英文写作就不行，编辑会问： 房子是什么样的？主人公在哪个方位？ 而我喜欢在人物的行动中带出环境，或者说用人物心理来折she环境。
从早期《雌性的草地》到后来的《少女小渔》、《人寰》等直到即将出版的新作，严歌苓的写作状态一如既往地稳定，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她的笔触并不囿于固有的写作走向，对此她表示： 很难说什么代表我的主要写作方向，若你读了我刚刚写完的几部中、长篇就知道我对许多东西都感兴趣，有的题材看起来离我的经验很远，下面要写的几部作品离我的经验似乎更远。 写了中国又写了美国，如今在非洲一年多，她已习惯倾听当地人讲述他们的故事，也有一些创作想法，但她认为还不成熟。 听来的故事，我要用足够的时间去沉淀，急于去写，往往出现那类旅游式的小说。 从中国到美国又到尼日利亚，吉普赛般频繁的空间转换使严歌苓常常做外来者，她曾在文章中说 做一个外来者往往可以静观而少表态，而一个表态最少的人内心是最丰富的 。严歌苓乐于接受这种生活： 除非特殊情况，我的生活状态是不会改变的，这种状态比较适合我的性格 多观察，少发言。做一个外来者不便多插嘴，口头表达少，笔下自然就源源不绝。接触了各个种族、各种宗教，看到种种冲突，似乎多了理解人性的角度。
写作对今天的严歌苓来说，更像是率性而为的一种享受。 我希望写的时候就狂写，玩的时候就疯玩。有时正是写得来劲的时候，必须搁下，这是我最火的事。往往我都争取早起写一点，使创作的情绪、语气不中断。 她保持着难得的规律生活，每天写大约五小时，能写五千字，写作原则是能少一个字就少一个字，写不准的感觉gān脆放弃。爱读纳博科夫的严歌苓心目当中的好小说首先得语言独特、幽默，又朴素，作者要善于讲，讲出来又要真实。 我最近读了一些写非洲的小说，比如V.S.Naipaul,尼日利亚作家WoleSoyinka和ChinuaAchebe的小说。《铁皮鼓》我早就想读，可一直没读，到非洲才读，感到很震撼。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这么好，想必德文版更妙不可言。
过了chūn节回到非洲，严歌苓夫妇今年9月又将奔赴台北 他们的下一站。她手头正在创作一部新的英文长篇，同时计划在台北完成另外两部早就构思好的长篇，还有一些资料准备需要去日本完成，新的一年里也会在亚洲到处走走。边走边写，顺其自然，严歌苓的文字旅程一路上jīng彩纷呈、悬念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