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其人其文_严歌苓【完结】(53)

2019-03-10  作者|标签:严歌苓

2006年03月28日

佚名

她打造出无数灵魂,集卑微与高尚于一身,尖刻而宽容地活着,沉重而慈悲地爱。她的职业与造物者相类似。她曾经通宵达旦地失眠,最长一次34天不能入睡。痊愈后她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了一个文学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为一个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儿。”

她当过13年士兵上过前线,她做过舞蹈演员至今身材仍然挺拔,她1989年赴美生活,现为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可是,她心里最深刻最鲜明的痕迹,仍是几十年前冬天里的一堆透明糖纸。这个痕迹决定了她从此之后必须写作,也决定了她的终生主题。

她认同评论者如此说自己“你有的时候是向东方阐述一个西方,有的时候向西方阐述一个东方,有时候是向当代人阐述一个文革,你是一个阐述者。”

她是严歌苓,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失眠症痊愈者。

作家严歌苓:一个作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jì女,一个qiáng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某个huáng昏,旧金山的街头。

严歌苓与身后的少年jiāo错而过,双方姿态如舞姿般优美,不留心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场抢劫。

少年抓住严歌苓项链用力拽脱,衣服拉链锯破她胸口皮肤。少年狂奔逃去。严歌苓神情恍惚伫立,没有尖叫,她沉迷于自己迅速搭建起的故事里,“我设想他的心理,他文质彬彬的气质和他的举止实在太不符合。所有人都说你怎么还去走黑路,还是有那么多好奇心,当时他要有一把刀不就捅了你嘛——好像在被捅掉之前,好奇心永远不会死灭。”

这个亲身经历变成她的一篇小说《抢劫犯查理和我》。

“我是一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到现在还有许多好奇心没有落实,包括我对jì女,死囚犯等。一个作家身上应该有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缩影,他本身就应该是一个jì女,一个qiáng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作家就是最典型的多重人格,他写任何人物都能绝对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用他的情感去为他的人物辩护,哪怕是最最罪恶的行为。作家不应该有绝对的道德判断,任何一件事如果它有审美价值对作家就足够了。”

不论好坏,只问美丑。这是她的人性主义的立场,也是严歌苓小说鲜明的色彩基调。

这些话,由朴实甚至有些木衲的严歌苓静静说出,总会有一种奇特的反差:这样的人,怎么会创造出那样多的面孔,那么多心脏深处藏着风bào、眼睛里边生着惊雷的灵魂,那么多孤高绝望的心灵,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心灵才会源源不断地诉说这一切?

“我的童年啊,文革看到父亲被折磨,那个十年,和后来12岁我到部队到25岁退伍,这个阶段使我看到人性的各种各样的表演。”

她是作家的女儿,从小在音乐、艺术里熏陶长大,这样的聪慧和易碎,文革10年对她的影响可想而知。

“我是形象记忆和色彩记忆很qiáng的人,我记得一对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楼上,他们吃光了半年发的糖果,然后跳楼自杀了,地上被砸出了两个坑。他们剩下很多透明的糖纸,很多天后,糖纸还在那个楼的附近飞,这是我7、8岁时见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几十年后,说起这些,严歌苓声音矜持,面容淡漠。然而记忆里飘着的彩色糖纸,这么多年都忘不掉,恐怕终生也就忘不掉了。于是成为她终生写作最深的母题,和她书写大洋彼岸的移民生活的小说遥相呼应,组织出一个生于50年代者凄烈的一生。

12岁当兵,舞蹈演员。25岁退伍时她已经是一名军队作家。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写东西?”

“好像是一夜之间。”

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在成都军区的严歌苓申请去做前线通讯员,因为她好奇。“到前线后发现战争是这样的,一夜之间可以抬下来一千多名伤兵。”

从此以后就可以写了。

局外人严歌苓:我非常满足现在我的边缘人的状态。

作家娜斯在旧金山的餐馆见过严歌苓。当时她是就餐者,她是女侍者。严歌苓挥手冲队伍尾巴的娜斯大声说:“过来,不用排队!”

——说的是中文,又大声,旁边的美国人都看傻了。

他们不知道给自己端盘子的是多么出色的作家。

迁徙从童年开始。

她的童年在上海、安徽两地往返。“我从小就有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到了上海说普通话,到了安徽就说上海话。我总是希望我是一个局外人,外来客,不至完全融入当地文化。”

生命里最重要的城市是成都,喜欢当地人的幽默,喜欢四川到西藏一路的绮丽山水,上海那种小里弄她是瞧不上的,她喜欢大山大水,浓墨重彩的景色,是不是这样人的心里,注定会有大起大落的感情需要宣泄?

“到芝加哥时我30岁,那儿是我上学,打工,吃过很多苦的地方,一个让你吃过很多苦的地方,总是会让你有亲切感。人总是这样,爱和恨是一起来的。”

上海—芝加哥—旧金山—北京……她的文学是迁徙文学,候鸟文学。

不单是她写了移民才是移民小说,而是因为,她写中国,是站在大洋彼岸;写美国,是用一个在中国成长了20多年的人的心态和眼光,她的心态、立场永远在漂浮。

“我希望自己是个边缘人,在中国作家群里,美国作家群里,我都不是一个随大流的,我根本瞧不起任何一地的主旋律。对任何一个国家,我都很国际化。”

这样她和任何一个中国的、美国的作家比起来,始终都有她自己的一个格局。

当她写一时一地的文化风俗人情之时,她会去考察,但会将资料统统“化”掉,打上鲜明的“严歌苓制造”的标志。“我理解的深不深,透不透是另一回事,但我是这样一个立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将我化掉。”

在新书《花儿与少年》的后记里,她写到纳博科夫:“把没有选择的流亡变成了有选择的“自我流放”,使无所归属的不适,甚至痛苦反过来营养他的感情和语言。”——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做她自己的表述。

而定居的国家却让她有巨大的幻灭,这幻灭不因为她在那里结婚、有不错的收入、出过几本畅销书就可以抵消,因为,“作为一个追求jīng神高贵的人,他不是物质生活就可以让他满足,就能让他消停了。最主要的是理想主义啊。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在寻找一种高于物质的信念。”

这个时候,你能清楚地听到这个女人的年龄,她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不合适宜的痛苦与倔qiáng。

“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前夜,我连着几夜拿着蜡烛在街上跟人一起游行,他们都说我很天真,这么大岁数还去参加学生们的行为,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永远以为我微小的举动可以影响到一个大的举措。

巴黎比较好,你能看到公园里,一个老太太在满是鸽子粪的长椅上读一本厚厚的托斯妥也夫斯基,晃动的地铁里,有人在读诗集——这是一种趣味。这时候你能想到,美国不是这样的国家。欧洲是的。”

欧洲是的。严歌苓也是的。她终生都在寻找一种趣味、一种审美。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活得没劲。

失眠者严歌苓:夜晚奇遇记

“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严歌苓《失眠者的艳遇》)

严歌苓有严重失眠症,最长一次长达34天,“思维就这么短,一下又冒出来别的想法,一下一下的。视觉形象也不准确,全都是非常夸张的,东西到你面前,快很多倍,哗一下就到了你面前,哗一下就消失了。”

“《白蛇》是1998年的作品,也是在极度失眠的状态下创作的——好象我的作品都能追溯到我的失眠程度——那种病态的敏感、激情是非常痛苦的,你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后一口气来写这个东西。晚上就完全靠安眠药,昏过去几个钟头,然后又醒来,接着写,写完觉得很失败。”

直到台湾和美国的评论掌声如雷,他们赞扬这个女人写这种细腻的、如诗一般的小说竟是大师手笔,严歌苓才想,或许在最病态的状态、最垂死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未必就是垃圾,相反,它可能是最好的。

“通过这个作品,我想任何一种深沉的庄严的感情我都是尊敬的。”

可以想象,在美国大都会的所有灯火都依次熄灭之后,严歌苓房间的灯仍恼火地亮着、无奈而委屈地亮着,那么多的夜晚,那么多多出来的时间,足够她把人生和自己都更清楚地看一遍。那样的世界,是垂死然而jīng彩的。

“失眠让你看到一些超于现实的东西,那个阶段,我对世界的认识就像毕加索的画,是多维空间的。现在我治好了,但我希望能找到那种魔幻的、夸张的状态——但这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我希望有健康和正常的寿命,不愿意为文学牺牲这些。

很多小说家都是婚姻和人生的失败者、文学的成功者,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了一个文学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为一个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儿。”

“医生跟我说了,(治好了)可能会失去你最敏感的东西,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付出代价,我说:愿。”

她笑脸盈盈地回答,仿佛有所庆幸。然而,你不能肯定她心里没有遗憾。

她掩饰的很好,你看不出。

小妇人严歌苓:除了我的笔,我的一切都是可预期的

严歌苓的先生刚刚回美国外jiāo部复职,2004年他将去非洲某国任参赞。他说,严歌苓是一个最容易预期,最让人没有惊讶的人,每天她就gān这几件事:遛狗,喝咖啡,写作。

“刚刚结婚不多久,我们吵架,我说我要去汽车旅馆,他说不安全呀,天太晚了,我开车送你吧——中国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说,这么晚你去哪儿啊,闭嘴,别胡闹了——而他真的是打算开车送你去。你就觉得自己撞了个墙,那个墙是橡皮的。

后来渐渐发觉,有不快你最好表达出来,不要用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最好用语言告诉他,而且不要带情绪,摔摔打打的。现在我会直接跟他说任何想法。”

从最初的男女矛盾、文化矛盾引起的误会与争论,到如今,白皮肤蓝眼睛的先生已经被她感染着看完了英文《红楼梦》,正在看中文版。这当中的磨合之道,严歌苓说来无非一句话:“宽容宽容再宽容,妥协妥协再妥协。”

“生活中,我不太善于社jiāo,包括媒体。我烧菜特别好……只要是一个人工作的事,我就很擅长。或者是跟某个人结为朋友,我就非常依赖她们,但泛泛之jiāo,我就觉得非常吃力。”

或许所有的天才都是如此,在不需要和别人配合的时刻,总能获得许多欢乐愉悦。张爱玲、三毛……这个名单里,你还可以添上许多。

“我不是一个很定性的人,有很多不切实际的主意:想做一个很好的厨师,开一个小餐厅,只给朋友来吃;想制作一部绝对不妥协的,我自己的电影;到法国、日本去住一两年,养一群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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