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声音平实。他此刻的英语很怪，完全没有美国式的流畅，那连汤带水的懒散发音。他像个外族人将英文讲得很地道，却不敢在任何字眼上含混，也不敢在句子里乱加语调，个个字都吐得卖力。因而在我听来，他的诚恳似乎来自辛酸、来自一种过来人的长辈式的辛酸。
这时安德烈招了招手，叫人把他的大衣拿来。然后他穿上大衣，对我一摆下巴。我吃不准是否要跟他一块儿走。但我很快决定我不愿和里昂留下。我跟安德烈向门口走去，路过的每一桌，人们都表示出他们清淡高雅的反感。他们想，这些人一定跑错门了。
里昂却在停车场截住了我们。他像是实在找不到能杀死安德烈的武器，但浑身灌满杀戮的激情。
我一下挡住他。我说：你想gān什么？
我的样子和我这句话一定都蠢里蠢气。我对安德烈说：你快上车。
里昂说：我们去湖边。他用大拇指戳一下脑后。
安德烈看着他。他嘴角带一点儿笑，心想这小子做恶棍的手势倒做得挺漂亮。
gān吗？安德烈问，憋住一个乐子似的。去湖边死一个？
里昂，你少发神经。我说。
你闭嘴。我跟他去湖边，没你什么事。
安德烈，别理他！……
放心，我不想去湖边。更不想跟他之间死一个。
他把车钥匙捅进匙孔，里昂走到车子前面。
我不想找你玩命。
那玩什么？
我跟你好好谈谈。
你跟我？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共同话题。
里昂把脸转向我，说：我跟他只有一个共同话题，就是你。
好极了。安德烈说：不就是她和你的关系吗？我都清楚。
我的喉咙gān涩而冰冷。
里昂也没了话。
安德烈说：她都告诉我了。他对我说：快进车里去，外面太冷。
我不知怎样就已经坐进了车里。里面的寒冷被压缩了，冷得更质感。我也不知道车怎么就动起来了。里昂怎样被甩开。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感觉的恢复，是安德烈伸过手来替我系安全带。
我说：是FBI，还是安全部的人告诉你的？
告诉我什么？
你刚才说你全知道了……
谁也没告诉我。
要不要我自己亲口告诉你？
等你准备好的时候。你现在没有准备好。
我准备好了。
我没准备好。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来做准备。
我沉默下来。五分钟后，我再次开口。
安德烈，是不是因为你猜到了什么，你突然决定连夜开车来芝加哥的？你至少两天没睡觉。你睡不好觉的时候不刮脸。
他对着路面笑笑，说：今后看来很难骗你——你的观察力太厉害。往后的一辈子，我出了任何事都得记住刮胡子，不然就让你看出来了。
我心想，他用“往后”，“一辈子”这样的词，是宽慰我还是宽慰他自己？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开了十六个小时的车？……
十四小时。我一生中第一次吃飞车罚单。
就为了你的猜疑？那你停下车，好好听我说。
我跟你说了，我没准备好。
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也许明天，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准备好。
我看着他的侧影，浓密的长睫毛有些无力。我不必看他的眼睛，也知道它们是呆呆的。
只要我还打算跟你继续，我就不准备听你讲你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事。这样是为我自己好。我从来不自找伤害。安德烈说。我当过兵，对于一切有意无意的伤害，我都避开。
你认为我伤害你了吗？
我认为你的良知健全。
我发现他的车在同一个路口兜圈子。
他又说：你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你总得有些人来帮你。即便这些帮助不是实质性的，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我今天邀请里昂，就因为他给了你我不能给的——他的肤色、模样、他的中国气质。我没说错吧？他给你营造了一种中国气氛，是不是？在讲这段话的过程中，他吃力地在说服自己。
我从来没好好想过这些。所以我握住安德烈帮我找到的头绪，往下顺理。但我没把握安德烈替我找到的头绪果真是头绪。
安德烈感到我的沉默是不妙的。他把手伸过来，暖洋洋地盖在我的手背上。
我祖母说，对于生活，别去分析它，去过它。他说。
安德烈的高尚让我气也喘不过来。这高尚让我窝囊。
他转脸看看我，说：假如你做了任何需要我谅解的事，我想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谅解。
我突然明白我窝囊在哪里：一个人只小小行了回窃，得到的发落是：“无论你gān了什么，你都被宽恕了。”这人必定辩解：“可我并没有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只是……”裁决者却说：“不必解释，我并不需要你的解释；不管你犯了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已经决定宽恕你了。”……于是这个小小行窃的人感到这宽恕太富裕了，太过剩了，太阔大无边、无所不容，因而也就太不原则，太不分青红皂白。这个小毛贼几乎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这样的宽容简直大得包罗万象、藏污纳垢、不了了之；它的宽宏大量能容得下杀人放火的滔天罪孽，对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活活是làng费！因而在他领受这份宽恕时，他心里便嘀嘀咕咕，老大的不服气；他无以受用这份恩德，却得领情。而谁能领下这样一份博大的情分呢？……
我能这样稀里糊涂领情吗？在我被宽恕、被救赎的余生中，这情分不是铺天盖地、天罗地网一样吗？……在安德烈离去后的两天里，我便是这样满心窝囊，又是满心感恩。我有着一张狗似的寻寻觅觅的脸，走进“测谎实验室”。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我大致清楚我没说几句实话。理查·福茨和大脸蛋一块儿为我送行，祝贺我们之间的合作终于结束。他们没告诉我测谎的结果，我的多少谎言被识破。也许他们认为我也学过前苏联克格勃的“深呼吸反测谎技巧”。总之，他俩把我送进电梯，闹喳喳的热情包裹着我。让我半点也别想看清我的测谎成绩。大脸蛋说他买了去中国观光的团体票，要我介绍几家好吃便宜又卫生的馆子。我满口答应：“好啊好啊——我回去好好想想，再把那几家馆子的名宇和地址列下来，寄给你。”
“谢谢，谢谢！”
“哪里，哪里。”
便衣福茨是两个便衣中较为沉静的。见大脸蛋跟我处得如此难舍难分，他眼里闪过蓝色的轻蔑，意思是我跟大脸蛋戏都过了。
他等我们热闹完了，很帅地走上来。他今天穿了件种玉米老农的背带裤，却显得尤其相宜。
“代我恭贺安德烈·戴维斯。”
“好的。”
“你至少该问问恭贺他什么。”
“随便恭贺什么。”我真正要恭贺的，是你们不再烦我了。把我搁进档案夹，厚厚实实的真话与谎言，紧挨着赛珍珠、福克纳、系主任和刘先生。
“他要出任副大使了。还有，你们的婚礼，我真愿意参加。”
“我也愿意邀请你。”你可别拿我的话当真。我现在已学会了美国式的热络：动作特大，有口无心。
“你真愿意邀请我，我一定来。”
“阿书会在那儿。”你和她的“性邂逅”有没有突破？显然有所突破，因为阿书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好好打听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便衣年薪到底有几万。
“我相信阿书会是个漂亮的伴娘。”便衣福茨说。我说：“阿书将会是更漂亮的新娘。”你要想真正闹清阿书是怎么回事，早着呢。你得先闹清中国，历史的现代的；你得闹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那可不是你们理解的政治卡通；你还得理解我们这一代，阿书、我、我们。我们生在理想最有生机的年代，却在理想变成一种怀旧时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奥克塔威亚·帕兹说，墨西哥民族的谎言是门艺术。在我们这一族，谎言更像是玩笑；谁开不起这个玩笑，谁就不能进入我们的游戏。能否进入阿书的丰富多彩的游戏，能否在其中得当地娱乐，那全看你的了，便衣福茨。
两个便衣把我一直送出大门。俩人的单薄衬衣在杰克逊大街的风里直抖。杰克逊大街的风似乎总比芝加哥其它街道来得大。或许这又是我的谬误印象。
便衣福茨等待大脸蛋跟我婆婆妈妈地道完别，才走上来。风chuī动他火红的头发，使他有了一股英雄气概。他一只手插在背带裤兜里，另一只手迎着我的手上来。戏没有过，这是理查的优点。
“保重。”他说。
“你也保重。”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最好别‘很快’。”
他明白我指什么，明目皓齿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时，我注意力开了小差。我在想他这只手触在阿书rǔ房上，一定蛮不错。我也许还想到了我们的父母，阿书的、我的、我们的，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同人们开玩笑。我在那一瞬间，似乎还想到，这个年轻漂亮的便衣，一定觉得他自己把谁给救了。救了谁呢？他的国家、人民？他的政府？或是阿书？或是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抑或是我？……
我沿着杰克逊大街往前走。地铁出口冒出一股股龌龊的暖流，沐浴着我。我想便衣福茨很可能感觉他把他的人民牢牢置于他的保护之中，置于我这类人之外。他的英雄气概来自他的信仰：他再次将他的人民救了，从我这儿救了。
我给了一个抱孩子的乞丐两个角子。有一回我在深夜赶路，偶然看见一个抱孩子的乞丐打开襁褓，里面是一堆垃圾和一个婴儿帽。今天我不计较他的襁褓是否有诈。原来同世界开玩笑的不止是我们。他们也不是存心要开玩笑。他们也不是存心装出等人来救赎的可怜模样。事情妙就妙在这里，谁都不是存心的。
这个站在chuáng边倾听的三十岁女人是我。这个对我倾诉个没完没了的人是刘先生。这个时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刘先生脸上有种可疑的清醒。
从他中风之后，他的女儿跟我保持颇密切的联系。她说她实在受不了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英文也不记得了。她请了一个中国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刘先生整天在讲些什么。他请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莲心粥来，因为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吃那种粥。他要保姆把无线电好好替他穿上，因为无线电是他最感到温暖和开心的……保姆问：温暖和开心的什么？！他说他想不起来了。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说：难道它不叫无线电？
诊断是中风毁坏了刘先生一部分脑筋，让他的现实记忆全部消失了。他的记忆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国，跟他的菁妹相恋的时候。英文属于他的现实记忆，而他曾在上海说的三两句点缀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后来作为第二母语的英文没什么关系。经过那位保姆一个星期的观察，她认为医生的诊断还不够jīng确；刘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记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保姆说：胡乱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