梆子老太接过介绍信，看见那上面盖有红色印记，虽然不识字，也就放心地撂到桌上，随口说：“你要了解谁的啥问题呢？”
“我们单位的胡玉民，老家在你们村里。我们想了解他的社会关系。”
“唔……有这人。”梆子老太稍一筹思，就说，“这人全家住在西安城里，老不回来，家里没谁了。”
“我们‘清队’中查出他有‘现反’言论，想了解了解他的家吏……”
“这人……他爸死得早，他妈改嫁了，他要饭混进城里，给一家糊子场抹浆子糊子；解放后听说gān阔了……”
“他倒是工人出身。”来访者说，“可是‘文革’以来，尽说反动话……”
“他家没人了。”梆子老太说，“他在你们那儿的表现，俺就不知道了。”
“唔……”来访者显然失望了，几十华里路，从西安找到这个偏僻的山村，一无所获，实在有点不甘心地说，“他爷爷gān什么呢？”
“他爷也是庄稼汉。”梆子老太回答之后，倒是想起一条重要的记忆，“他的老爷……要不要说呢？”
“他老爷……也是重要亲属嘛！”来访者眼里闪现出希望的光芒，“虽然出了三代，可以作为参考。”
“他老爷当过土匪……大概在啥时候呢？反正男人都留辫子那会儿。”梆子老太追忆说，“我听人说，他老爷让郑家村人打死了，尸首抬回梆子井，乡党没人去抬埋……”
“请你说得详细点儿。”
“就是这些了。”
“他老爷叫啥名字呢？”
“记不得……”
“请你盖章。”来访者把记录下的文字复述一遍，然后把写得密密麻麻的红格纸页送到梆子老太手里。
梆子老太看也不看（她不识字），从点心盒子里取出圆形印章，在印泥盒里蘸一蘸，又放在嘴前哈一哈气，庄重地压下去，揭起一看，很好，字迹清晰。似乎只有盖上了这记圆坨儿，那份材料才活像一份材料了。
“麻烦huáng主任。”来访者满意地向她告别，推动自行车，告辞了。
梆子老太笑着，送客人上路。当她再回到屋里的时候，却看见景荣老五慌慌乱乱在院子里转圈圈，火烧火燎的样子。
“啥事把你急成这样？”梆子老太忙问。
“回屋里说。”景荣老五气急败坏地说。
两人相继走进里屋，坐下了。
“我说你……”景荣老五气恼地抱怨说，口语不畅。
“我咋咧？”梆子老太也莫名其妙，气咻咻问。
“你……唉！”景荣老五一拍炕边，“你说人家……老爷的事做啥？”
“我说谁的老爷的啥事啦？”
“你说玉民他老爷当土匪的事做啥？”景荣老五终于说出口来。他在后院里破柴，通过后窗，窃听了老婆和来访者的全部谈话内容，眼都要急红了。
“噢！是这事——”梆子老太倒释然笑了，“人家问我嘛！”
“人家只问到他爷这一辈儿。你把他老爷的事说出来了。”
“对组织负责嘛！”梆子老太忽然变了腔调，“他老爷当土匪是事实嘛！”
“你见来？”景荣老五一急，抬起杠来。
“我听人说过。”梆子老太也不示弱。
“你听谁说？”
“我……”
变成老两口之间难分难解的争执了。
“这是组织对组织的事。”梆子老太提高嗓门，郑重地告诫不问政治的落后老汉说，“人家跟我来谈的是公事，党里的事，革命的事，你往后就……甭管！”
景荣老五一听老婆以官压人的话，不由得火起，烟锅“哐当”一禅，也提高了嗓门：“共产党讲的是以实为实，哪兴你给人胡说乱道？”
“我说的哪句话不是实的？”梆子老太声调更高了，像吵架一样，“他老爷当过土匪的事，谁不知道？”
景荣老五软下来了。吵闹起来，把他们老两口的谈话内容张扬出去，结果肯定更糟糕。既然自己在气势上压不住老婆，他就忍气压火，恳切地说：“好我的你哩！你没看世事乱到啥地步了，好人尽遭罪哩！从那俩来人的话里，咱听出来，咱村的胡玉民现时也遭了罪了！人家专门来搜事整人哩，你还说那些几辈子以前的事，不是火上泼油吗？”
“你这思想，该当批判！公社里开会，革委会主任说，要批判‘老好人’思想！”梆子老太更加得意，嘲笑自家落后脑袋的老汉，“你只管劳动挣工分去……”
景荣老五彻底败阵，瞧着老婆子洋洋得意的脸色，厌恶地哼了一声，就掂着烟袋走出门去了。她虽然是梆子并村的头头脑脑，毕竟又是他的婆娘，和他白天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晚上在一个炕上脚打蹬，他不能不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关照她的言行的合理性和安全性。这不仅是她一个人的事，切实关系着他和他们抱养下的已经长得墙高的儿女的声誉……想到这些，他把怨气归结到前后几位把她扶到台上的人身上去了。他们走了，却把不尽的忧愁和烦恼留给这个家庭了。
他独自一人，远远坐到场楞边的榆树下。想到而今混乱的时世，斗人打人的奇事怪事流传不断，塞满了他的耳朵，在这样的时世里，怎敢抛头露面，胡说乱道呢？他的心头愈觉沉重，总有一种祸事迟早要降临的慌恐感觉。这个不明世事的混账婆娘……
梆子老太继续接待来访者。
前来访问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数是男人，偶尔也有女人。他们操着叫梆子老太难得听懂的南方或北方的陌生口语，笑着打开公文包，递上盖着红色印记的介绍信，叙说他们所要了解和调查的对象。梆子老太热情待客，倒水，让烟，然后尽其所知，一一回答，再盖上梆子井大队临时权力机构的印记，送客人上路。
运动在继续，看不出有完结的可能。作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梆子老太刚刚把一个新的名词说得顺口，一个陌生的新名词又响亮地提出来了。她渐渐摸出一个规律，大凡一个运动兴起，前来梆子井村找她调查了解情况的人就多起来。她掐指一算，六七十户人家的梆子井，在西安以及本省南北各地，以至在新疆、北京或南方什么地方工作的人，他们所在的大工厂或小机关，都派员光顾过这个隐藏的huáng土源下，小河岸边的偏僻角落了。
两位穿着军装的军官走进梆子井来了。
“huáng主任很忙，我们打扰您了。”两位军人异口同声地说，态度和蔼，客气，照例先递上介绍信。
“没啥没啥！革命工作嘛！”梆子老太已经习惯于这种礼节性的客套，应对也已自如老练了，“有什么问题，直说吧！”
谈话正式开始了。
“你们村有个叫胡选生的？”
“有。是普选那年生的。”
“这个青年在我们部队服役。”
“噢。”
“这青年参军两年了，表现不错。”军人热情地赞扬梆子井村长大的人民战士，“连里想把他当个苗子培养，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社会关系。”
从众多的来访者口中，梆子老太听多了也听惯了梆子井村在外工作的男女们的不测之事，听多了那些人的不幸，反而习惯于听那些不幸的事，倒不习惯于听这稀有的有幸的事了。既然作为苗子培养，不言而喻的是，入党和提gān。梆子老太不知该对这样的人怎么说话了。
“胡选生家庭是贫农成分。”她说。
“对。”军人点头说，“父母亲在队里表现怎样？”
“一般。”梆子老太说，“不积极也不反动。”
军人很不放心地问：“没有什么问题吧？”
“大的问题倒没有。”梆子老太叹口气，表示惋惜地说，“他爸他妈的历史……复杂……”
“唔——”两位军人相对一看，脸色专注而严肃起来，显然是没有料到的。
“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说他爸是个兵痞，卖壮丁，搂一把钱，去了又跑了，回来再卖……听说到过广东，云南……”
“gān过什么坏事没？”军人吃惊地问。
“说不清楚。”梆子老太反而平静地说，“他妈的事，更说不清了。有人说，他爸卖壮丁跑到河南，躲到一家地主家扛活，没过十天半月，把财东家的小姐拐带跑了……”
“你们调查清楚这个问题了吗？”
“查不清。”梆子老太说，“我们派人到河南，她老家那个地方，修了水库，村庄搬迁了，找不到下落……”
“这……怎么办呢？”一位军官摇摇头，犯愁地说，“到哪儿去澄清呢？”
“我们也没办法。”梆子老太说，“弄不清，先挂起来……”
两位军人轻轻叹息着，走出梆子老太家的院子。梆子老太照例用gān脆响亮的声音送客人上路：“慢走……”
那个曾祖父当过土匪的胡玉民，由他所在的西安那家工厂的两位gān部押解着，遣返回原籍梆子井村劳动改造来了。他的老婆，他的两个孩子，由梆子老太安置在村口储藏麦草的场房里。之后又有两个人被遣送回来，一个是正在兰州念书的大学生，一个是陕南什么县城的什么公司的经理。尽管他们戴着不同名号的“帽子”，梆子老太在接收安置他们的时候，总是一律地用这样的话安慰说：
“你们都是梆子井村人，在外边工作，不给咱们村的贫下中农争气，尽搞反党活动！现在倒好，都回到梆子井来！回来了……好好劳动改造……”
每天早晨，在大队办公室门外的请示台前，站在这里来请罪的队伍扩大了，再不是新地主分子胡振武和老地主分子胡大头两个孤零零的身影了，已经有了一排溜儿。构成这一列队形的成分也多样化了。梆子井村的庄稼人看见，再不是纯一色的黑色裤褂的农村型号的五类分子了，掺杂了蓝色和灰色，衣服虽然破烂，却是制服式样。那一律弯腰低垂下去的脑袋，也不全是过去那两个新老地主分子的光葫芦脑袋了，有了蓄留着头发的工作人的脑袋了。
按照上级要求，梆子老太起初天天早晨监督他们请罪，后来就jiāo给民兵连长去执行，只是在有新的成分增加到这支队列里来的时候，她才来亲自监督一次，看看此人老实不老实，规矩不规矩。
她站在他们面前，听他们一个一个依次开口，说那些天天重复着老一套的活。往昔里，他们都是梆子井村的头面人物。不屑说老地主胡大头了，新地主胡振武从村长当到大队长，一直是站在梆子井最显眼的地方说话的人，现在由梆子老太监视着悔罪哩！那些穿破烂制服的人，往昔里在天南海北gān大事，挣工资，他们留在梆子井村的老人和家属，过着比一般庄稼人明显优越的生活；他们在年时节假里回到梆子井，穿戴一新，令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羡慕。他们和她见面时，打一句招呼就过去了，不大把她收进眼角里。现在，这些梆子井村的头面人物，全都匍匐到她——一个乡村女人的半解放式的小脚前头了。她的一句话出口，就可能使他们流下许多毫无报酬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