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我专程去土坨找小格拉西莫夫，没想到在西县县城碰见了他。他没有画画，他在卖葱，正和一个买葱的老太太争执。老太太买了一把葱，jiāo了钱，拿了葱，又去揪小格拉西莫夫的葱叶，小格拉西莫夫说：“gān什么也不容易，这买葱的也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老太太还揪，小格拉西莫夫便举起秤杆去梆老太太的头。可想而知，眼前的情景对于我们是个不方便的时刻。世界上的人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我错过了小格拉西莫夫。
可我总是惦着这个青年，这个肩背粪筐的青年的艺术生涯。我四处打听——你知道，这几年我不断担任各类画展评委，每次都注意有没有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一次真碰见一位西县来省里送画的同志，我问他小格拉西莫夫的情况，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我说，土坨的，画油画。他说，你说的是二旦吧（小格拉西莫夫叫二旦，姓秦）。对对，秦二旦。我说。他告诉我，前几年二旦在县城开了个画廊。农民们觉得很新鲜，进去看看说，怎么画的都是些迷魂阵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廊没有支撑下。那你们对他的画怎么评价呢？我对西县那位同志说。西县的同志笑了，说，在大都市兴许可以，可在我们深山老峪，人们的素质上不去。
我还是想见见小格拉西莫夫，索性专程去了趟土坨。娜塔丽娅迎的我。50来岁的人了，骑辆本田摩托，带着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认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说，快来画吧，画个骑摩托的。我说，我是来看二旦的。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后山烧窑呢。我说，烧砖？她说不是。我说，烧瓦？她不是。我说，烧花盆？她说不是，他烧的是艺术品，专烧小课（luǒ）体儿。“这回可行啦，生是让小课体儿救了他，销路可好哩。”她说。
我马不停蹄地爬上后山，看见一个乱石小院，院里有个小土窑正在冒烟，我直奔小土窑而去。
“有人吗？”我推开栅栏门说。
从一间乱石小屋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蓬乱的头发竖着，穿件假警服，腰里系根绳子。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我说：“找谁呀？”
我说：“找你呀。”
年轻人又把我打量一阵说：“认不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唱起来。
年轻人更显懵懵懂懂。我说：“秦二旦你怎么了？”
年轻人说：“二旦是我爹。”
我这才明白过来。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识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你爹呢？”我问年轻人。
“送火（货）却（去）啦。”
“到哪儿送货去啦？”
“太原。快屋吧。”
我跟年轻人进了屋。当屋支块铺板，上面有红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摆放的都是“货”：泥质的，石膏的，烧过的和未烧过的。全luǒ的和半luǒ的“小课体儿”；扇着翅膀的小天使；歪头读书的小爱弥儿。
我打量着眼前的货问年轻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年轻人说：“我翻模子，我爹挂彩。生是让我撺掇的他，先前他还不愿gān。”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石膏人都点着红嘴唇，有的xx头上也挂着“彩”。我问年轻人他爹哪天回来，他说得五六天。又说：“我你做饭吧，准是约（远）道来的朋友，有其席（吃食）。”
我早就发现在一个墙角码着好几个粮食口袋，口袋上都印着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面口袋们大都敞着口。山药也有，和东倒西歪的“小课体儿”搅和在一起。
“那，你妈呢——你娘？”我问。
年轻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自有不方便之处吧。这时我发现这房子还有间里屋。我往里看看，有条小炕，炕上并排卷着两个小铺盖卷儿。
我没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来，也没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轻人也没有执意留我。
“冰川”号的走廊里又传来纷乱的脚步声，这次预示着我们已入挪威湾，船就要靠岸了。
“起chuáng吧，小姐。”齐叔对我说。他已站在房间中央又踢腿又弯腰。
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画了吗？在那个乱石小屋。我问齐叔。
齐叔说，让他儿子给烧了。据他儿子形容，烧的时候烟冒得很大，很呛人。连画箱都被他儿子烧了，他儿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
挪威湾被初冬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灿。我和齐叔随着人流走下“冰川”号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见到了与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与我面，他格外热情，放下手提行李就过来同我握手。我和他握着手，用我掌握的那几个俄文单词对他说：“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运。”
他说：“我不姓格拉西莫夫。”
我说：“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他说：“我姓科林，谢尔盖·科林。也祝你好运。”
我和科林分了手。齐叔说，你的俄文发音有毛病，有些单词字头的元音应该“软化”，比如咱们说了一路格拉西莫夫，实际，“格”在此应该读“盖”，小格拉西莫夫就应该读小盖拉西莫夫。
省长日记
孟北京在b城一家袜厂上班。这袜厂规模很小，也就是三十几个工人，但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前进。前进袜厂几十年如一日地生产一种“前进”牌线袜，这种袜子穿在脚上透气性能还好，可是你一开始走路它就开始前进，它随着你的步伐，慢慢从脚腕儿褪至脚后跟，再褪至脚心最终堆积至脚尖。或者，它也可能在你的脚上旋转，平白无故的，这袜子的后跟就会转到你的脚面上来。如若这时你恰好当众抬起了你的脚，谁都会看见你的脚面上正“趴”着一只脚后跟。这可像个什么样子啊，它呈现出的怪异和滑稽，就好比你突然发现某个人的后脑勺上正努着一副嘴唇。本世纪70年代初，孟北京刚进厂时就穿自己厂里织出的这种袜子，到了90年代末，那些和孟北京一块儿进厂的工人，“奔儿头”小林子李二香他们早就不穿这“前进”牌了，这线袜却依然在孟北京的脚上前进或者旋转。倒不是说盂北京格外喜欢自己厂里的产品，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可是他习惯了，习惯成自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大约是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经济十分拮据，前进牌线袜不能说“物美”，但是“价廉”。有一次他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男人的脚，一眼便认出那人脚上穿的就是他们厂的袜子：后跟已然扭到了脚面上，耸起皱皱巴巴的鼓包儿。这发现使孟北京感到亲切心安，他多想伸出自己的脚与那男人的并在一起，然后对他说：你瞧瞧你瞧瞧，咱们是同类啊，咱们是一种人。孟北京自信，能在90年代末期坚持穿前进牌袜子的人与他定是一个阶层，并且在生活的某个方面与他定有着同一种主张。他很希望能有确凿的事实，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依据来证明他的不孤立，他的从属于某个群体。
当年，孟北京从一名中学毕业生刚刚变成前进袜厂的工人时，他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虽然他的身材瘦小，有点獐头鼠目的样子，可谁也不能否认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按时上下班，每天早晨离家时带上一盒午饭。和其他工人一样，他的午饭是在车间里吃的。吃饭时，大伙儿聚在一块儿，连吃带说，天上地下，东拉西扯。总要有一个主讲人的，主讲人一般是奔儿头。奔儿头的大脑门大嗓门和他那有点bào凸的大牛眼，都足以使他成为车间这伙人的小首领。遇到谁和谁为什么事争论起来，奔儿头还充当权威的裁判。比方小林子说，飞机上的座位分大屁股座儿和小屁股座儿，买票时人家要先量准了你屁股的尺寸，多大的屁股坐多大的座儿，这样飞机上了天才保你的屁股被座位卡住，保你坐得稳。众人对这种说法表现出明显的不相信，就问奔儿头的看法，奔儿头也没坐过飞机，但他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那么多人，谁和谁的屁股也不会可钉可铆儿一般大。就比方说小林子你和孟北京吧，肉眼你们俩屁股差不多大，拿尺子量肯定不一样。难道飞机还会为你们制造专座儿么？小林子叹口气说，何年何月我才能坐上飞机啊！奔儿头说，你何年何月能坐上飞机跟前边你讲的大屁股座儿和小屁股座儿是两个概念。奔儿头到底与众不同，大伙儿都佩服他清晰的思路。又一个人说，听说在外国，有一种很特别的宴会，所有吃的全都摆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谁都可以去这桌子上拿，随便拿，随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描绘这种宴会的人特别qiáng调了“随便拿”和“随便吃”。奔儿头说，那叫自助餐，不算点心，光是菜就有上百种。奔儿头说这话时大伙的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车间里一阵饭勺刮饭盒的“刺啦刺啦”的噪音。那个叫李二香的女工，一边刮着自己那长方形的熟铝饭盒，一边说，赶明儿咱们也闹个自助餐，把自己带来的菜都献出来，也让大家随便拿，随便吃。小林子立刻抢白道，咱们？就咱们？他使劲刮着那不油水的饭盒底：每天每天，闭着眼我也知道咱们饭盒里那点儿菜，萝卜白菜茄子，茄子萝卜白菜。李二香啊，今天咱们俩带的菜就是一样的，都是熬大白萝卜。李二香被小林子得没了情绪，一时间大伙儿也都没了情绪，似乎是关于自助餐的闲谈让他们初次留意起自己的午饭，却原来是这么粗糙和单调。有人问奔儿头今天带了什么菜，奔儿头说，炒茄子，素炒茄子。不知谁又问起了孟北京，不等孟北京回答，李二香就抢着说：“孟北京从来不带菜，是吧孟北京，你的饭盒里从来就没有菜，你为什么不吃菜呢？”女人就是事儿多，并且眼尖。经李二香这样一问，大伙儿便都盯住了孟北京的饭盒。
孟北京，他就从这次午饭开始引人注目，他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使他感到难过。有那么一小会儿，李二香指出他从来不带菜的那么一小会儿，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行窃时被人当场抓住的小偷，或者正在公共浴池洗着澡却人突然轰到街上的luǒ体者。他感到难过，还因为李二香说的是真话。别人饭盒里的菜不论怎样平淡粗糙，那总归还是菜吧，不像他孟北京的饭盒里，根本就没有过菜。进厂上班后，孟北京午饭时确实没吃菜，他的饭盒里不是两个白馒头就是两个huáng窝头，白馒头huáng窝头就白开水。车间里的开水不要钱，敞开儿喝。中午不吃菜是孟北京个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他要凭了他有限的工资养活自己和双目失明的母亲。他听说羊肝补眼，每星期都要给母亲买几次羊肝吃，并幻想他的母亲在吃了相当数量的羊肝后，突然有一天能睁开双眼。一年前，孟北京的哥哥患败血症死了，治病花了不少钱，借了不少债，还债的钱也得从孟北京的工资里一分一厘地出。为此他克扣了自己的菜金，取消了午饭的菜，只在晚上下班后，回家和母亲共进晚餐时，才马马虎虎炒一个粗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