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小说是什么?
按：此系列系著名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课时的讲稿，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小说的艺术。王安忆对小说艺术有独到的感悟和理解，将小说定义为在现实世界之外筑造出的“心灵世界”（这对于理解其他艺术形式都有深刻启迪）。讲稿既有理论上的解说和分析，也有从创作论和鉴赏论角度的评述，鞭辟入里地评析了小说的创作动因、途径和艺术。
我来复旦大学讲课心里也颇惶惑，我不知道我能否讲好，但我会尽力。这十几周课我想用来探讨一个问题。这问题虽则简单，却也是许多人一直在探讨的，这便是：“小说到底是什么？”我的问题并非针对其在社会上的功能，并不是问它的社会位置是什么，而是它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它本身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开这门课，而不愿以一种讲座的形式。有许多大学和文学社团常请我去开讲座，我一般都拒绝。但我接受复旦的邀请，来此花很长时间开一门课程。动机何在？
我时常在想，我们这种人，也就是我们这种写小说的人到底在gān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位置非常奇异。当有政治运动，特别是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期，我们常会成为枪，或者靶子，批评的对象或批评的工具，总是这种作用，逃脱不了的作用。历来的运动中，作家正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很难摆脱，尽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办法去摆脱它。在文革之后，“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我们成了民众的喉舌或心声，当民众感觉到有话要说，我们便抢在前边说了。那个时期现在有许多人将其定位为中国文学的huáng金时代，有那么多人读小说，而且几乎每篇小说都会引起qiáng烈的反响，许多话都靠文学说出来，比如话剧《于无声处》，你们复旦的一位校友卢新华写的小说《伤痕》，陈国凯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等等。翻开1978年的获奖作品，全是那些说出了人民心里想说但是不知道怎么说，而且说不好又不敢说的作品。那时候的作品很过瘾，很痛快，当之无愧地成为民众的喉舌。今天，我们小说家还被赋予一种心理医生的功能，恐怕每一位作家都会受到读者这样的要求：希望你能解答一下我的问题，生活当中，人生道路上碰到的难题。在这种种情况下，作家的角色有点类似于社会学家，似乎作家有必要对这社会上的许多问题负责任、作回答。
这种情况下我经常会想：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到了今天，改革开放形势之下，各个领域里，市场占了主导地位，市场怎么说呢？它引起了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深沉思考，他们有时痛恨这个市场化的社会，因市场的实用性贬低了思想的无形价值。但我个人以为，市场化倒是把很多问题简单化而且本质化了。市场概括了民众中大多数人的需要，这种需要比较地贴近其个人自身的需要，日常化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不妨可以从市场角度看看，哪几类文学作品、哪几类小说的销路比较好？也就是比较为人们需要。看清市场的要求也许能使我们看清一些东西。在市场背景下，最走红最受欢迎的是两大类作品：一类为纪实类作品，另外一类是言情、武侠、推理类作品。也就是说前者是完全真实的，后者是完全虚假的。这两类作品其实都是满足了人的猎奇心理，前者因其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我们对它的“奇”的要求相应地降低了，不会要求它有特别的、过分离奇的形态，一些平凡的事情，因我们知道它是真实发生的，于是就变得奇特了。第二类作品，言情的，像琼瑶的小说，武侠的如金庸，推理破案，科学幻想……就更好理解它满足人做梦心理的功能了。生活如此乏味和枯燥，几乎每一步都是按部就班，安排好了的，没有意外之笔，此类作品就提供了梦幻。琼瑶小说说到底就是灰姑娘的故事，出身贫苦的女孩子，最后找到她的白马王子，同时拥有了财富。她的小说路数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来自于特别的阶层，但我们都有一种遭遇奇迹的希望。而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就更为离奇了，他们个个是超人、是异种，很满足人的英雄心和探险心。推理小说亦很刺激，它使人体会到恐怖的快感、悬念的快感和最后谜底揭开的愉悦。也是对平凡生活的挑战。
通过市场的需求，我反倒看见了文学的某一层真实面目，开始接近于事物本身。市场使文学变成了一种享受的东西。我们可以批评市场的格调不高，可以说这种倾向不好，它迎合了小市民庸俗心理，可是在它将文学变成了一种享受的东西的时候，作家脱去了一件外衣，一件社会学者的外衣，我们成为了制作人，制作小说。至于制作什么样的小说是另外一件事情，然而，事情一下子变得清楚和单纯了，就是说它告诉我们：你们不是人生的良药，亦非人民的喉舌，你们只是制作一样东西的创造者。然后再是：当我们在制作文学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我们制作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事情变得比较清楚，而且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它告诉我们，文学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并不是一种特异的功能，要来谈文学并不是特异功能者所作的一次带功报告，表演和启迪一下奇异的功能，不是这样。文学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它有它的道理，有它特定的技巧和技术。我现在便很想谈一下这其中的技术问题。我不怕别人对我的问题反感，我就要这么直接地说，我今天在这儿来讲的是一个技术问题。困难在于小说这样东西，它的技术和材料同我们日常生活贴得非常非常近，这我会专门地开一堂课来讲。
我觉得它的困难在于它和我们日常生活贴得太近，小说使用的语言是我们日常的说话，我们怎么区别这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话而不是小说里的话？我们小说里需要故事，这是一定的，我觉得小说一定要有情节和故事。这些故事我们要赋予它人间的面目，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个重话，不是一个民间传说，它是小说，它要求一个写实的面目，人间的面目，所以它非常容易和我们真实的生活搅和在一起，非常难以分别其独立性。我觉得这里面有着非常大的困难，但是我到复旦来所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要把它理出个头绪来。这就需要一个学期的课程，而不是一次启迪心智的讲座。
现在我就想言归正传。
我刚才已经说过，来此开这门课我的题目是“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什么？我会举出很多书作例子，我将分析这些例子。一般我都选择名著，我将以我的方式分析这些名著，来证实小说的技术性。今天第一堂课我只是想用语言作一个描绘。我想先从否定的方面来描绘一下，就是说：什么不是小说。然后再描绘什么是小说。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小说，我们一般对小说的要求，还有我们心里面常常以为的小说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常常会以为，实际上也变成了一个较为长久的认识，觉得小说反映真实，反映现实。那么，我就在想，如果小说所做的是在反映真实，反映现实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小说呢？已经有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已经有那么多学科来直接描述现实了，为什么还要小说呢？我们常常评论一部小说，给它很高的评价，就说它是历史的长卷，它反映出了我们几十年的，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我们常常会用“史诗”这个名字，去给我们认为最好的小说命名。但为什么小说不是历史？再换一句话，是不是说，小说是以具体生动的面目反映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裁定小说的价值？我们应当从哪一面来检验其价值？是在于生动的面目之下的深刻广阔悠久的历史意义，我们又为什么不直接地研究历史，而要用小说？如果价值在于其生动的面目，那么这生动的面目，又是什么内容？这句话绕过来绕过去，又绕了回来，到底小说是什么？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也实在是被bī得没路走了。为什么说呢？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以为真实，是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在文学走过了一个相当长久的虚伪的道路以后，我们非常重视真实，真实是我们的理想。文学，好像其理想是真实。我们花了许多力气和代价去争取到小说的真实，可今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是，真实是否真的是小说的理想。张艺谋的电影《秋jú打官司》，它真是真实，它用当地的群众作演员，说了本土的地方方言，他让大明星巩俐拼命靠近生活。它已经把生动的面目这一层上的真实做到家了。我们如果说小说是用生动的面目反映深刻的历史的话，张艺谋，不管怎么说在生动的面目这一层上真实到家了，他不能再真了，电影的材料要比小说具象和真实得多，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接下来更进一步的，出了那么多纪实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打击也是非常大，譬如说《毛毛告状》。去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搞的这部纪录片，我觉得它真的是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具有着真实的价值，它的真实把我们很多虚伪的东西，假的东西，错误判断的东西，都推翻了。譬如说它跟踪追拍的那个女人，毛毛的妈妈，她到上海来做短工，和一个残疾的男人有了这样的关系，然后生了孩子，那个男的却不肯认这个孩子，她就抱了孩子到上海来找，一定要孩子的父亲认她。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们小说和电影中很多的这一类，我们所谓的农村小保姆的形象，曾经有一部电影，得过“金jī奖”，叫《huáng山来的姑娘》，它所描绘的那个女孩子，那么温顺、那么贤良，逆来顺受、忍rǔ负重，最后回到农村，得到自己应有的幸福。而《毛毛告状》这里面的女孩，全然不是这样子，她非常勇敢，她豁出去了，她才不管自己的形象如何，她就是要向这城市讨还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毛毛告状》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真实”，很多都是出毛病的。你们看，在生动的面目下的历史事实，人家纪录片也真实到这份上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到头来还是那个问题：小说到底是什么？我们究竟要做什么？假如我们所做的不是说一定要反映真实的话，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并不是制造伪善，也不是制造虚假，这一点很清楚，但我们也不是制造真实，那我们究竟要制造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