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耳畔是鞋底踏在大理石梯阶上的啪啪声。他的许多战友都经历了这样的遭际，这使他对这场景竟有似曾相识之感。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他走进去，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于，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在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显然，这种辩护是困难的，既要认可大字报上对父亲的判定，又要作出一种良性的解释。听起来就很绕。终于，母亲自己也绕得不耐烦了，她gān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决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决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更加qiáng了可信度。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是生分，他们的头脑和教育，以及年龄，远不够了解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马克思列宁主义社科研究的内容。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线——南昌又听到“我们”两个字——假如你们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母亲jiāo给他们的抉择，其实包含着一个二律背反。那就是说，如果选择背离家庭，他们不仅与犯下严重错误的父亲没了瓜葛，同时也与这个革命的家庭没了关系；倘若是选择不背离，他们就依然是革命的正传，但也是父亲的孩子。他们虽然还搞不清其中的逻辑，但共同地感受到一种危险，身份的危险。日光灯将人的脸都照成惨白，没有装窗帘，luǒ着的玻璃窗上，昏huáng地糊着一片窗外的路灯。这时，方才意识到这城市夜晚的寂静，简直就像宵禁似的。
母亲平静下来，手里的眼镜脚有节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轻松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觉出母亲的态度里有一种要挟的意思，他转过脸，直向母亲，说：你的立场呢？母亲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她张开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轴，来回转了几个半周。这动作令人困惑，似乎是没法说，又似乎是不屑说。南昌停了一时，站起身，走出房间，又走出公寓。他听见在身后，相继响起离座时椅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然后是鱼贯而来的脚步声。南昌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走过满墙的大字报，上面的字模糊成一片，那已经与他两不相gān了。
5、“星星之火”
和父亲还包括和母亲决裂，使南昌在战友们中间的处境变得微妙。人们早已对南昌的父亲生疑，有着一些传说。照理，南昌的激进行为应该让大家放心了，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反倒对他有了戒意。他们这一伙的父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从原先的领导位置下来，他们的身份还有信仰跟随着受到了贬抑，南昌这一行动，就无疑地有一种变节的含义。此时，人们亲历了政治的波折，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开始重新审视，所以，南昌父亲这样的人，谁知道呢？也许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再说，他们这些胜利者的后代，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他们当然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无论内部有怎样的分歧，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不得别人来插嘴。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比前一种、由信仰产生的理由更具有力量的。在此，倒真有些像资产阶级兴起之时，面临没落的贵族的心理。就这样，人们多少对南昌起了敌意。
只有陈卓然对他一如既往，可是，南昌非但没有感激，反而更加生恨。他觉得陈卓然是做姿态，其实居高临下。并且，他还想到这一切都是陈卓然蓄意策划的：他先是给南昌的父亲定了性，暗示南昌起决裂之心，最后达到孤立南昌的目的。他这么想几乎是有些病态了，因为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陈卓然为什么要孤立他。即便是在这偏执的状态里，他依然痛苦地羡慕着陈卓然，陈卓然可谓天之骄子，样样都比人优越，以至于不久后，陈卓然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禁，这一点也使南昌嫉妒。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陈卓然更完美了。南昌并不知道，倘若当时他搭上的车厢没有被摘下，而是一径去了北京，那么他完全有可能与陈卓然做“狱中难友”。可偏巧，弃北向南。他实在是逃过一劫，却也与陈卓然擦肩而过了。
这一段日子非常灰暗，他们的司令部基本解体，却有无数个司令部取而代之。战友们都四散了。南昌一个人坚守在空dàngdàng的司令部里，说实在的，也是没地方可去。要说，学校是比前一阵热闹了，因为派仗越演越烈，有几次还升级到了武斗。夜里，灯火通明，喧声四起，玻璃窗哗啦啦碎下来，不知怎么又拉了闸，“刷”一下沉入黑暗。为安全起见，南昌将门上的司令部字样撕下来，将两间打通的教室间的隔门重新关上，堆上桌椅，自己只占较小的一间。他很少出门，甚至人们都不怎么知道这里还驻着一个人和一个司令部。有几次，新成立的战斗队找空房间，找到这里，敲开门看见有人，便又退出去。几次过后，南昌又在门上贴一张字条，上写“星星之火战斗队”，从此不再有人敲门。他在战友们弃下的物品中翻找到一些书籍，《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陈卓然留下的。
有一天，不知是由什么驱使的，他忽然打开笔记本，开始抄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觉得，抄写帮助他理解了这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伟大文献。更重要的是，抄写缓解了他那种被遗弃的颓唐的心情。当他抄写到第五章上，关于“十二月十日会”随波拿巴巡游时的一段：“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dàng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jì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他不由自主地情绪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