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总司令是朱德，我是 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主席。那时一军团已经有一万多人，编成十个师。在这支主力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赤卫队和游击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人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凡是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他们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力很小，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进攻时集中主力，在进攻后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地采取波làng式或cháo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许多年集体的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中去，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后方；只要耸动视听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bào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其声势足以qiáng迫红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或把后方bào露给敌人。”
①这条命令并不象听起来那么神秘费解。中国房子的木板门是可以轻易卸下来的，到晚上常常卸下来放在板凳上临时当chuáng使。②红军有一个这样内容的歌曲，也是每天唱的。
六
红军的成长（中）
“一九二九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一军团在前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进发。在进军中，一军团同彭德怀会师了，彭德怀曾一度占领长沙，但为避免遭占极大优势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德怀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它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德怀的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转入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军团和一军团再次会师，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一、三军团合并为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①。我 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但是第二次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九月间，又有新的军队纷纷开到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两个旅。但是，它没有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qiáng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我在这里要冒昧。打断一下毛泽东的叙述，对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兴趣的情况。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汉口之间，因为共产党在这两个地方都设“地下”总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后，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迁到苏区去。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也许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一个人，大概也是中国所产生的最够得上成为托洛茨基的一个人。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统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到莫斯科去“学习”，至今仍在那里。李立三也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战略大城市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他主张在农村搞“恐怖”，来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主张工人发动“qiáng大的攻势”，举行bào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陷于瘫痪；主张在苏联支持下从外蒙和满洲展开北面的“侧击”。也许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过”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就否认苏联的这个地位。
现在话归原处：
“但是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当时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旷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区，这不是进行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种估计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湖南事件、红军撤回江西，特别是占领吉安以后，‘李立三主义’在军队里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证明是错误了以后，很快就丧失了党内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第二十军在刘铁超领导下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gān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了政治的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因此称为‘富田事件’。富田在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因此这个事件引起了一时的震动，有许多人想必认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幸而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和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