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 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 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 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 生，都绘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枪声过 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 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洁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 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 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 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 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 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 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 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 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 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 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 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 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 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于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 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亿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于弹 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gān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gān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 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gān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 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 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 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huáng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 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bī死或bī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 里，bī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呢，在这场大风bào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 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文 革”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jiāo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 要国家招呼一声。
＊＊huáng土地的悲哀——它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地奉献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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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1968年 8岁女 Y省G市学龄前儿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确定反动标语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写的——糖果、看电 影、割掉爸爸的鼻子喂老虎——我被押到刑场面对一杆枪——“别怕，孩子，他们在逗你玩 儿呢！——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 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谈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 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她面对 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 地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演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 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定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 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 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 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校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 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 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 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 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 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 你。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例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 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 “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也许我见到城 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 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倘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偷。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 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 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 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 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 拘束。一位画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