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倡不抽烟，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两地 喝，这算什么事呢？”
写得挺温和也挺幼稚吧！别忘了我那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呀。这小品文没等上墙，上 学时丢在道儿上，叫村里的治安员拾到。这治安员也是王家的，jiāo到村长手里。当时村里就 定我为“特务”。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 特务呗，好！治安员提出要把我活埋了。这事传到区里。区里有个炊事员是我们村姓李的本 家，他找到区长说一个小孩子懂个屁，胡闹呗，管我说人情，这活埋的事就由区里出面制止 了。但本村还是给我立个案，内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档案材料开始第一篇就是“特 嫌”。从这时候起，我便背上了跳进滹沱河也洗不清的历史问题的罪名，熬度我灾难不绝的 多半生。
你会奇怪，他们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为这三两句话，梗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划到敌人 那边去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叫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这一来，我这个儿童团 长就被撤掉。政治，在这个文化背景上就变味儿了。我本家有个伯父，七七事变前上过一年 师范学校，有文化，总在村里出头露面。共产党来了，他胆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 王的那些村gān部扣上一个“国民党”。他辈分大，我们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务嫌疑，给压得 抬不起头来。我哥哥为了摆脱这处境，娶了一个县公安员的女儿做老婆，离村到别处去。我 也呆不住，初小毕业就离开老家到安平县去上高小。本以为远走高飞，脱开灾祸，哪知道我 竟是带着一块擦不掉的胎记——政治污点走的！
我在安平县高小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村里当教师。那时才十六岁，根本不知道有档案材料 好比魔影一样紧跟着我。村里的人都夸我工作得不错，我的自我感觉也蛮好，就有了入党的 要求，决心一辈子跟共产党gān革命了，我问村长，“咱村有支部吗？”我想提出入党申请。 谁料他拿笑话跟我打岔说：“咱村没有织布（‘支部’的谐音）的！”开头我以为他们把我 看做小孩子，对我这要求推推挡挡，后来发现自己总被莫名其妙地调动，在这个村没呆多少 天，又调到另一个村去。好像我有痨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离。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 扫dàng，我们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隐蔽。县里惟独不给我安排隐蔽的秘密据点，我就跑回老家 躲一躲。这期间村头的雪地上有人写条反动标语，姓王的那些村gān部问也没问过我，居然把 这条反动标语又悄悄记在我的档案上，“特嫌”就更没跑了。这些事当时并不知道，只觉得 革命这个门把我向外推，不准我进。我可还是一心革命，把自己当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 天在敌占区窝窝囊囊活着，不gān事，就决心投奔八路军去当兵。幸亏五一大扫dàng最凶时，那 些姓王的村gān部都隐蔽起来，推出我们一个李家人——就是在区里当过炊事员、要活埋我时 为我说过情的那人当村长。他给我写封推荐信，我把这信缝在鞋帮里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八 路军。日寇大扫dàng时我十次遇险，不是逃脱追捕，就是叫老百胜掩护起来。有一次被抓住， 因为我一只眼是斜眼，老百姓对日本兵说：“这个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骗过了敌人， 才救了我。这时一找到八路军真像找到亲娘一样，热乎极了。
开头我在冀中军区八分区政治部当文书。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一个短暂的chūn天。充满了 信任、关心和友爱。有一次我发高烧，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照看我，每—只手都抚过我的额 头，无论是极糙还是细腻的，我感觉到这手上带着对我病情无言的探问，还有对我快快病愈 的切盼。每只手放在我额头上时，我都立即流下泪来。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友情，真是胜过 母爱！我好写，常给《冀中导报》和《前线报》写稿，小说、诗歌、剧本、人物专访等等都 写。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这期间我认识了孙犁、远千里、王林，他们 都把我当做工农作家重点培养。政治部还常把我作为战地记者派到前线采访，《前线报》上 有时天天发表我写的通讯，报上常见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气了。心气儿又高起来，提出 入党，政治部的首长们很高兴。
其实，我又傻了。因为这时我的材料没有转到部队上来。可我一提出入党，政治部派人 到村里调查，反把我那些档案材料勾来了。yīn云重新笼罩我的头顶。不但我入党的事没人再 提，那时部队正在打泊镇和青县，战地急需记者，也不再派我去采访。一天政治部主任背着 手到我房里来，他说：“现在敌我斗争激烈，有些特务分子专门打进我们政治机关里来。” 我诧异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当时他目光闪闪地注视我的脸，观察我的反应，幸亏 我还不知道他们怀疑我，这是对我的一种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怀疑，自己虽然 不是特务表情也会不自然，那就非认定我是特务，把我抓起来不可。后来才知道，冀中和山 东是康生反特运动的两个试点，怀疑到谁马上就抓。又幸好这位政治部主任是长征gān部，延 安整风、抢救运动、搞AB团，他都经历过，知道过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装 的，才不动声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使了，一言一行都记在档案里。直到一九四九 年军法处审查我时，我才知道我这时的处境多么危险。但这时凭直觉，已经感到信任从同志 们的眼神里消失了。我无法问，更无从申辩，也千万不能申辩，一问反而更被怀疑。渐渐我 变得十分敏感。他们怀疑我，我也怀疑他们，不知他们对我的种种态度是真是假。怀疑人是 件很难受的事，以致我有点神经过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从那时扎的根儿。唉，我 那个短短的、迷人的chūn天就此过去了。
一年后我患了肺病，住进冀中军区的和平医院。刚入院时我感觉还正常——当然我说的 不是身体感觉，而是政治感觉。不久一些病友明显地对我疏远，甚至没人肯跟我下棋。过年 时我回家探亲，有个战士与我同行，他是我当年的学生，但他一路上与我无话。分手时他犹 豫再三才对我说：“我看您人不错，有件事告诉您，您千万别对人说。”他见我答应得诚 恳，才告诉我：“还记得您教书时有个张老师吗？他是特务，自杀了。”
我吓一跳，说：“他怎么会是特务呢？他爹是叫日本飞机炸死的，对革命很忠心，人也 挺正派，当时有个村gān部玩女人，贪污公粮，没人敢批评，他还写过无头贴子呢（一种不点 名的墙报）！”‘这当兵的学生说：“据说他就为这事被村gān部定成特嫌，挤出学校，到部队制药厂当工 人。后来部队反特时一查材料，他是特务嫌疑，好一顿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杀了。据说 他的档案上有您名字，说您跟他共同搞过特务活动。”
我问：“什么活动？”我傻了。他说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