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对自己知青这段特殊经历怎么看。说实话，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这辈子甭想 解开了。我想，你问任何一个知青，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多岁 了。心里带着很多yīn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像肾病、胃病、腰背 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很多知 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却无法和大学生、研究生们相竞 争。是呵，我们是被糟蹋了。
从乐观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锻炼了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受过了；最冷的天气、最苦的生 活、最累的工作，都受过了。我们还伯什么？我们有极qiáng的适应能力，对困难不犯愁，承受 力qiáng，还能应付各种难题。我刚返城时，电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数是知青。当时电 力局想在院子里盖几间平房办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说，我们都是木匠。再一问，全是 知青。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 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什么——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七○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 两千万知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做为” 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 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之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 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 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 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就像前边说的，谁去面向那大 火烧死的四十个女孩子的地方鞠一个躬呢？
我的话说得差不多，现在轮到你说一说了！
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第28章 苦难意识流
1966年41岁男J市无工作人员
我是一个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几百个苍蝇——我把自己 变成一个“○”——追加的定性“极右”的文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很充实— —世外桃源——我们受这么多苦难，难道就为了你一声“对不起”吗？
话从哪儿说起呢？昨天夜里我躺在chuáng上想给你理出个头绪来，不想还好，一想全乱了。 为什么？我是一个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儿跟哪儿也说不上话，无因无果，全没道理。我就 给你来个“意识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笔”，有的地方“倒计时”，有的地方还可 能颠三倒四，纠成一团……好在你是搞文学的，总能弄明白。如果你听乱了，糊涂了，那可 别怪我，我这辈子一直就乱着，一盆浆糊那么糊涂着。
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报》吧！第三版头条有篇文章《又揪出一个大 右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来，批呀，斗呀，审问呀，bī供呀，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 说了。折腾到十月份，把我弄到东郊区F庄劳动改造，一边听候处理。我喂猪时，觉得我就 像那头躺烂泥里的猪，只等着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问我为什么从五七年开始讲。我如果一上来就从六六年文革讲，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 么回事了，你会想，我那时怎么“无工作”呢，唉，我的事实在太荒唐！
改造了四个月。
五八年二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日，上边指示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心里蛮高兴，这也是 一种民族习惯民族感情吧，回家吃个团圆饭！而且母亲住在外地，年年chūn节我和爱人都去陪 母亲过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买好大年三十的火车票，一时连悬而未决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 边，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这天，正准备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组来了几个人。其中 有一位作家，他那时非同小可，是工作组组长，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进门就给我宣读 一份决定，什么“经上级党委同意，公安部门批准，对你开除公职，送往GG农场劳动教 养”。我还比较镇静，问他们：“什么时候走？”B作家很严厉，冲我说：“现在就走！” 我爱人一下就晕了，仰身“哐当”摔在地上。
当时，我想求他们通融一下，我是劳动教养，不是犯人，也不会跑，要弄我去劳改也不 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还没开口，B作家的脸就像关严的铁门，冷峻，无情，把我吓回去 了。我说声“走吧！”就扛起行李。这行李三天前从东郊区F庄扛回来，还没有打包呢，现 在正好原包扛起来就走。原来倒霉竟这样省事。
您问我怎么给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问问您，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认为，别人都会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会成为右派的。
从大鸣大放到整风反右，我根本没有在单位。那时，我向我的单位戏曲学校请了“创作 假”，住在上海亲戚家里埋头写剧本。忽然单位来电报，叫我速回，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 还对爱人笑着说：“整个大鸣大放，我都没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一条 批评意见，这次无论怎么样也没我的事了。”谁知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开大会，一进会场我就 傻了，一条大横标写着“彻底批判甲、乙、丙反党集团大会”。甲是戏校校长，乙是副校 长，丙是我。我当时是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我再一听，批判我的内容都是空的，除去 吓人的大帽子，就是声色俱厉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哪怕这话是你们胡编乱造的，也算叫我明 明白白呀！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 间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gān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 讶地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 成右派呢？”
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连同他惊讶莫解的口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订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给我看。呀，我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罪证和罪行录，它居然 完完全全是我给一些戏提的意见！艺术方面的意见呀！
我只问一句：“还有吗？”
他说：“全在这儿了！”
这事如果轮到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说二十二年我受尽了苦难，但都不如这一击来 得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为我汀成右派的原因糊涂着。可现在一看，谜底竟是这样！我不仅更 糊涂，一瞬间好像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