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 赞成Nolte的，qiáng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与成就， 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 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qiáng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yīn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
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泰国来的？
来欧洲之前，就听说了欧洲人如何看重服装仪容的整洁规矩；颜色要求协调，布料讲究品质。对美国人的随便、邋遢，欧洲人是嗤之以鼻的。
我早就打定了主意：以前怎么穿，现在还是怎么穿，运动鞋又轻又软又舒服，可以使我健步如飞。牛仔裤又粗又耐脏，可以使我坐立自如。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牛仔裤上有点番茄汁、水彩、墨水、泥土，还有孩子的鼻涕。
孩子蹲在沙堆里玩，我就坐在草地上看书。一旁的瑞士人问我：
“您是泰国人吗？”’
我看他一眼，那么天真和善的蓝眼睛！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猜我是泰国人。翻开报纸的小广告，到处都是亚洲女郎的小照片：“美丽温柔泰国女子，与你作伴，永不变心……”每星期都有满座的七四七班机，载着欧洲的男人直达曼谷，成千上万的亚洲女人等着送上自己的肉体，换取金钱。许多女人随着寻欢的机会来到了德国与瑞士。
“您是泰国人吗？”不管走到哪儿，碰到的都是这句话，和蔼的态度、礼貌的声调，所掩藏的是他对我的评价：或许又是一个卖chūn的亚洲女人，不过身边跟着一个孩子，大概从良了。
“不是，我是台湾来的中国人。”
“哦，”他思索一下，寻找对台湾女人的印象，“那您是个护士吗？”
我的地位升了几级。七十年代，有许多台湾与韩国的护士来德、瑞工作，继而定居。
“不，我在大学里教书。”
“哦！”他怀疑地应了一声，低头看看我糊着番茄汁、水彩、墨水、鼻涕，带一点香蕉味的牛仔裤。
我站起来，走到沙堆去和孩子玩。
不，我没有必要对这个长着蓝眼睛的人解释：我不是一个从良的jì女，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我是所谓的“博士”、“教授”、“作家”，一般人以为很了不起的头衔。我也没办法开导他；喂，木头，亚洲也有不卖chūn的年轻女子。开导了他一个，还有千千百百个其他蓝眼睛、天真和善的人要问一样的问题。我哪有那个工夫。
许多人会说，这是欧洲人的种族歧视，我应该生气的。
我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一个对亚洲毫无认识的瑞士人，当他所遇见的一百个亚洲人都是泰国人时，他猜测那第一百零一个也是个“泰国人”，只是很简单的推论。当他所遇见、听见的一百个亚洲妇女中，有六十个是jì女，那么他猜测第一百零一个也是jì女，不见得表示他有歧视，只是“以此类推”罢了。
“以此类推”的假设，不只限于自觉优越的欧洲人。中国人也一样。对于台湾人而言，任何西方人都是“美国人”——欧洲人可不愿意被看作美国人，加拿大人更不情愿。在中国商家的眼中，西方人也是有钱人，价钱要推高一点。兼家教赚取生活费的穷学生就苦不堪言。中国人也常说西人缺乏贞节观念，见一个爱一个，始乱终弃。所以中国的父母不愿意子女与外人结婚，尽管对方也许是个比许多中国人还要保守的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中国人也常鄙视西方人没有家庭伦常，却不知道家庭对一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一个口快的中国人很可能问一个陌生的西方人：“你是美国人？很有钱？
离过很多次婚？父母在养老院？看来你还得付房租？”而事实上，他可能是瑞士深山里养牛的农夫，过着勤俭的生活，与父母妻子同住一张屋顶下，认为离婚、堕胎都是违逆人伦的大罪。
把我当作泰国来的jì女或台湾来的护士，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以偏概全。以偏慨全是人的通性。现在到香港及台湾帮佣的菲律宾妇女相当多；一位菲律宾女教授走在街上都有中国人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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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可爱！”老妇人停下脚来，微笑地看着孩子用胖胖的小手堆沙。孩子转过脸来，给她一个微笑，露出稀稀疏疏的细小牙齿。
“来，给你买玩具：”她打开皮包，掏出五法郎的大铜板，放在小手里。
我赶忙笑说：“不要不要，会把孩子宠坏了。”
老妇人的样子非常典型；染成金huáng色的头发，枯燥得像烧过的草原，虽然梳得整齐。浮肿苍白的脸表示她有病，粗糙的大手表示她工作吃力。她很可能又是一个死了丈夫，没有儿女的孤单老妇，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我是否也在以偏概全呢？）五块法郎并不是太小的数目。
可是她很坚持。让孩子收下之后，她很满足地蹒跚离去。
接二连三地有陌生的瑞士人把钱给我“好可爱”的小孩；我突然领悟了过来：
这一回，我不是泰国的jì女，不是台湾的护士，恐怕是越南的难民了。
越南赤化之后，瑞士收容了近九千名的中南半岛难民——大部分是中国人。然而八○年以来，锡兰的难民开始涌入，使瑞士人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排外、憎外的情绪渐渐传播开来。政府开始立法阻挡难民的渗入，主张“人道jīng神第一”的声音渐渐变小。但是显然这是个令瑞士人非常为难的道德问题，瑞士的传播媒体上每天都有关于难民的报导与讨论。
老妇人显然是动了慈悲心肠，给我们这对“难民”母子几块钱，买点难得的玩具给孩子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