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she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
“服从国家命令还是固执个人良知？”为什么悲剧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到今天，”彼得扬起头来，面对阳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都不否认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昨天还在喊社会主义万岁，今天却变成民主斗士，在街头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转眼换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岁了，你知道吗？”彼得的眼光追随着一只黑色乌鸦，停栖在苹果树上，他突然转过来直直看着我，好一阵子不说话。然后哑声说，“到了六十四岁，人家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全走错了路——“哈！gān杯吧！”
他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
毒 药
我想沿着花园筑一道墙，木板篱笆就好，给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给松鼠和野兔钻进钻出的余地，过路的行人却望不进来，我们可以袒胸露肘地晒太阳。
“不行啊！”德国邻居警告着，“您得先给乡公所营建组打个电话问问，可不可以建墙，好像有不少规定哪！可别建了之后又得拆掉！”
营建组说，花园围墙如果不高于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围墙不能占据人行道。墙上不能张贴商业广告等等，如果超过一公尺半，就得到乡公所特别个案申请，那个时候，营建组就必须实地视察，决定你所申请的墙高度、材料、格调，是否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和谐和美感。如果一整条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树篱，他们就不会容忍你建起一道监狱似的水泥墙，譬如说。墙上有绿色的爬藤，人人欢迎，但若是你要把墙漆成救火车一样刺眼惊心的颜色，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好吧！我要筑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篱。
木板运来了，沙子也卸下了。园丁开始打dòng、钉桩子。星期五的huáng昏，木篱已经筑了一半。
“很快了！”他说，边跳上小卡车，“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就来继续。周末愉快啊：”
人行道上留着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点。门铃响着，很准时的。
站在门口，不是园丁，是个警察。
“请问那堆沙子是你们的吗？”
他指指人行道。
“阻碍行人jiāo通，请马上把它移走。”
“等一会儿园丁就来上工，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没有了。可以等一等吗？”
“不行。”警察说，他知道那堆沙从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周末。他不曾早来，是因为不想打扰我们周末的安宁。现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点了！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邻居海蒂看到了这一幕，笑眯眯地说：
“你可领教到咱德国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们院子里苹果树枝长得太盛，枝叶隔墙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没注意剪它，路人就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告状了！”
对门的考夫曼太太兴致高昂地说：
“瑞士人比咱德国人更要命。我们不是在早晨起chuáng之后，都会把被褥披在窗台上晒晒太阳、透透空气吗？哈，在瑞士呀，过了早上十一点，如果你的被子还挂在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电话给警察了哩！打电话的老女人，不但认为你懒，而且觉得你的被子乱了社会条理，严重得很哩。”
夏天，我们到亚洲去了两个月，回来时，发觉院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结实累累，池塘里的莲花早已谢了又开，开了又谢。草坪长满了野花野草，蜜蜂闹烘烘的，好像载不动躯体里沉甸甸的蜜，不断坠进人的酒杯里去。
木墙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从砖缝中愤然昂起，迎着阳光，显得特别油绿，有的还开着huáng色的小花。
那条小道，因此很有一种颓弃阑珊的情趣。
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个制服整齐的警察。
“您是这儿的房主吗？”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托拜托您。”他合掌，作出恳求的姿态。
奇怪了，我想，是乡里要借用我们的家做什么事吗？有什么恳求如此慎重？
“麻烦您到这儿来看看好吗？”他挥挥手。
我们站在那条我认为颓废又美丽的人行道上，石隙里的小huáng花在风里摇曳。
“拜托拜托，”他说，“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将这条路清铲gān净吗？铺在地上的松针也得清走。还有，不只这段人行道是你们的责任，从人行道缘往马路伸进的一点五公尺路面，住户也都有义务清扫。拜托拜托。”
上车前，他再加重语气：
“下星期我可得来检查哦！可别等着罚款啦！”
周末，邻居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扫地、剪树枝。扫把、畚箕、剪刀，散置一地。四岁的孩子拔了草之后，正目不转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蚂蚁。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子，“用拔的您们要拔到哪一天？您看，有这种除草药水，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子，“混在水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流进土地，渗进地下水，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处，而且，我喜欢拔草，晒晒太阳，未尝不是种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来。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chuī毛求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