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所以jī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
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chuī着唢呐的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làng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huáng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能力给几次？
我踏着大步跟着人cháo往前走，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
※ ※ ※ ※ ※
台北火车站。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三百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觉得qiáng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脸！”
我很快地被人cháo淹没。
※ ※ ※ ※ ※
五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chuī，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锋论坛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
照片下有两行字：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这次水灾据估有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捻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经过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下来，那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原素，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草！”
抬起半杯已凉的咖啡，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草地上，风翻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它就改变了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事实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烘造，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争或是屠杀、是拥体制或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着商业包装的货品——这，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