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着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这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胡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
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太师，于是“伪学”又成为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bào地玩弄文明于股掌之间？
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我竟然可以安安静静地举头细看那屋瓦的颜色：不识魏晋的青草一簇一簇点缀在瓦的行列间，赫曦台上有个六岁大的女孩拿着毛笔，蘸清水在地面练字。回廊肃静，听得见风chuī的声音。如果吊上一盏风铃，檐间一定叮零清脆。可是这屋瓦回廊，我知道，并不都是这么平静的；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辉煌的时候，皇帝题匾赠书；覆灭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换代的兵火可以将它付之一炬，居安思危的君主可以转念之间“毁天下书院”，或者，yīn柔一点的，gān脆将书院并入官学，纳入体制，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朗朗，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
决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权。
文明竟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吗？沿着小径来到百泉轩，历代山长的住所。廊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院里一口小小的泉水。不对吧，如果霸权决定一切，这百泉轩怎么还能在千年之后让我看见？那泉里还冒着水呢！
细读书院史，就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权一直有一个不灭的抗争力量。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今日读来犹令人震动，一个社会已经体认到“学”与“问”是维系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吧，可是，与“慎思明辨”抵制的力量或许更大。顺治的“卧碑”：“为学当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难……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辨与不辨之间，文明时进时退。
譬如书院在一一三一年毁于战火，湖南安抚使刘珙“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重建岳麓书院。刘珙是个什么人呢？身为礼官。“秦桧欲迫谥其父，召礼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不论是对秦桧不从或者是在废墟中兴学，刘珙对抗的都是政治霸权对文明的压迫，书院历史的构成，就是这两种势力不断的彼此抗衡与妥协的消长过程。
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huáng昏，听风从最深邃的起点悠悠chuī来。
辑四 行万里路
发现台湾发现我
1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chuáng，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chuáng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chuáng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chuáng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
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qiáng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chuáng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chuáng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qiáng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chuáng，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chuáng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chuáng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chuáng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chuáng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
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