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_龙应台【完结】(55)

2019-03-10  作者|标签:龙应台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 ” 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

  我也没什么资金, 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 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6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gān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扫不胜扫。

  又遮了阳光。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断,“在这个国家里,砍树要先申请,尤其是老树大树,不能说砍就砍的。”

  “可是,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

  “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树,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懂吧?”

  “啊,”伊兰在那头说,“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可是没人太认真——”

  “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后裔呀……”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地说,对,来德国半年,使她深刻体认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十足罪犯的坏胚。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没有脱序、违法的权利,简直令人苦闷极了。

  7

  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婆婆:“考虑半天,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准备时间不够……”

  可是,现在才星期三呀,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浇。玫瑰正要剪枝,gān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清洁妇星期四要来……”

  又来了。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很难把他们从家扯开。

  “我们年纪大了,总是慢嘛。”她说。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随时待命开拔。那是我的中国父母。

  有一次,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处理一点小事。搁下电话,几个小时之后,门铃响,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行李——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一支牙刷、一本书。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

  又过了几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德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牙刷也能走。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而我的中国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旧能适应万变、说走就走,像个一无所有、无牵无挂的“罗汉脚”?

  8

  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性。

  用杂志和砖头修理木chuáng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弹性。“将就点吧!”我们常说。

  “过得去就好!”我们常听说。把滚动晃动的抽屉摆上卡车哐当哗啦地搬家,是一种弹性。“没关系啦!”是我们的口头禅,“请裁请裁啦:”是最友好的用辞。抓起一支牙刷就可以làng迹天涯,是一种弹性。“四海为家嘛!”大家彼此安慰,拍拍各自的肩膀。

  这种弹性像水,碰到山就往谷底流下去;也像草,砥到石砖就从缝里钻出来。

  街市灯海太令人眼光缭乱了吗?槟榔小贩就装置更刺激人耳目的警用灯。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吗?路肩就成为康庄大道。“此路不通”的牌子挂了出来?且慢,咱们给他开出一条路来。

  大汉溪河chuáng上那条蜿蜿蜒蜒、崎岖不平的泥路,那大泥坑上两道单薄的木条——究竟是台湾孩子的缺点还是他的成就?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谴责他的违法脱序,还是赞美他的勇于闯dàng、不怕阻挠?

  9

  这是个森林里的小木屋,我们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看书。他在读一篇报导:

  从前东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诚资料现在在太阳下摊开,好像你突然翻开一个久置湿苔上的石块,yīn湿处的恶形恶状的爬虫全现了出来。德国举国上下在追讨从前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民……用日尔曼人一贯的楔而不舍的jīng准,面对自己不愉快的过去。

  我在读“天下”出版的《发现台湾》已经是第二遍了。

  不瞒你,我没读过台湾史。

  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正是。我读过中国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德国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吉普赛人的历史……可是,我不曾读过台湾史(其实不必对你觉得羞愧,因为我想你八成也没读过);我们一直不太把台湾当一回事。

  读《发现台湾》的感想,就好像,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片簿。簿子里有发huáng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写着孩子胎记的颜色、第一次摔破头的地方、上学时走过的路、第一篇作文……对着照片本子我轻声“啊”了出来,“对,他就是这一副德性,原来如此——”

  黯huáng的照片再度提醒我: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三百年前在狂风巨làng中跟路上岸的是移民,四十年前从拥挤不堪的军舰上仓皇入港的,是移民,也是难民。对移民,这海岛是个供人开发掠夺的地方;对难民,这是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移民的开发心态,使原本樟木产量举世无双的台湾今天看不见几株樟树;难民的苟且心态,使人口早超出五百万的大台北到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畅流的捷运系统。

  是因为,当初来的时候,草莽初辟,搭个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所以养成了用砖块和杂志修chuáng的习惯吧。(华德指着修好的chuáng说:“这chuáng还可以用上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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